解放前后，温州新闻界有几件引人注日的事，如油印刊物《民主》的出现，解放第二天《浙瓯日报》出临时版，《进步报》的创办，等等。近几年出版的史料书上都曾写到，但都不够确切，也都不够翔实。我是这几件事的亲历者，今以我的记忆把当时的实情记述下来，或许对了解温州新闻史有些用处。
一．关于油印刊物《民主》的创办
我是1948年4月到温州的，当即由王思翔介绍暂在《浙瓯日报》社当国际新闻编辑。旋即由王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不久成立温州工作委员会，王思翔和我都是它的成员，王负责宣传工作，我则协助王工作。嗣后，王几次跟我谈起，要创办秘密刊物，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解放战争的形势，作为我们对民盟、对革命的贡献。后来王又把这个想法告诉郁宗鉴，并得到郁的赞同。这样就定下来了。《民主》于1948年10月出了第一期。
王思翔要办《民主》刊物，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温州比较闭塞，人们对解放战争的形势、解放区的状况和党的政策，都不甚了解。王手头有一批新闻资料，可以用来提高温州知识界的思想认识，解决闭塞问题。这批资料哪里来的呢？原来王是1947年从台湾回温州进《浙瓯日报》社工作的。先当编辑，后任主笔；其问他主动要求主管资料室。《浙瓯日报》资料室收集、交换到各地的报刊不少。王还以“资料室”的名义，请他在香港的知交谢雪红（台盟主席），寄来《华商报》等进步报刊，这样可以逃过官方检查。《华商报》是中共华南局办的，总编辑是夏衍同志。此外还有香港的《文汇报》《光明》杂志等。这些报刊上有大量关于革命的理论、解放区的情况、党的各项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的资料。王把这批资料视为珍宝，跟我一起，加以剪辑，分册装订，备用。办《民主》就是要使这批资料发挥战斗作用，为革命作点贡献。后来办《进步报》，这批资料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编印《民主》的具体经过是：第一期由王思翔辑录编写好稿件，交给郁宗鉴，由郁交给姚易非编排、刻写、印刷成刊。以后便由王直接交给姚。姚离开温州后，《民主》照常出刊。每期印好的《民主》，交一部分给王，作为盟工委宣传部的宣传品，通过盟的组织渠道分发到各地。姚留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组织（郁、姚等当时是从瑞安地下党组织联系过来的）学习和宣传用。八十年代姚曾写信给瑞安党史部门，认为《民主》是他们办的，王思翔只提供一些资料。这个说法不确切。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民盟组织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与合作下创办的。
这份刊物的内容，除了用上述资料编写外，有时也用报社电讯室私下偷收的新华社电讯稿。此外，王思翔还为它撰写了长文《新民主主义革命诸问题》，先在刊上连载，后又印成专册随刊附发。1949年3月间还约我写了一篇《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文，作为社论刊出。《民主》共出五期，到温州解放前夕止。刊物对温州知识界认识革命、接近革命、参加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
二．重要的会见
《温州党史资料》十二、十三期合刊上，厉冲芳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49年2月，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同志特地约请温州民盟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谷擎一和商校进步教师金家麟，到游击区汇报工作，要求他们广泛团结新闻界人士，保护报社，准备好解放后立即由民盟主办一份报纸。”对新闻界来说，这次会见意义非常重大。谷代表盟组织向党纰织汇报了当时温州新闻界的动向和情况，并要求解放后由我们盟组织办一分报纸。曾代表党组织同意盟组织办报的要求，并要求盟组织协助有关方面，对温州的重要工厂、银行、粮食部门和报社等，进行调查登记，摸清情况，组织保护，不使损失，以便解放后的接管，同时还要协助办好党报。
温州盟工委听取了谷擎一从山区回来的汇报以后，便把它作为革命任务进行部署，并决定由董孔标、谷擎一配合金家麟负责对各工厂、银行的调研保护工作，由各自所在的盟员负责。关于支援山区党报的工作，由各方面配合进行。董孔标、谷擎一曾支援浙南游击区一台收发报机，使能更好地收到电讯；王思翔和我曾从《浙瓯日报》社里，把一部二号印刷机和一套新铸的铅字，以三两黄金的代价，提供给地下党组织，通过瑞安运往浙南游击区，支援他们办铅印党报。
温州解放前夕有大小六家报纸，其中牌子最老、设备最好、发行系统最完备的是《浙瓯日报》。管理好保护好《浙瓯日报》社这份财产，是我们新闻界革命同志的重要任务。王思翔和我以及另一位盟员陈霖（《浙瓯日报》社会计），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任务。那时《浙瓯日报》社长徐世康，在1949年春国共和谈失败后，看到大势已去，准备脱离报馆，隐蔽家居，他几次把当时在报馆的地下党员吴明允、盟员王思翔等人叫去，示意愿意把报馆的财产和资金交下，让人代管，等待解放后共产党接管，并写信给中共浙南地委胡景瑊同志，表明自己这一心意。王思翔趁此机会插手进去，并利用陈霖当会计的方便，把整个报社的财产、人员，都查清、登记在册，并有效地保管起来。同时通过姚易非这条线，把徐给胡的信送到瑞安乡下胡的于里。这样一来，《浙瓯日报》社的财产就免受一切损失。解放后陈霖就把这份财产完整地交到党的手里。
三.关于《浙瓯日报》临时版的情况
5月7日温州城区解放，这一天温州无报，原来报纸满天飞的温州城这灭显得格外沉寂。形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一、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武装人员进城，政工人员都未来到，一时顾不上新闻宣传的事；二、原来几家都是国民党的报纸，一知已经解放，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停下来等待。5月8日上午，浙南纵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送来新闻稿件，要求我们在《浙瓯日报》社的盟员同志设法于当天出版，宣布温州解放的消息，以安定民心。王思翔和我接到这个任务，立即动手编辑出版。
在编报以前，首先碰到的是：今天这张报纸应取什么名称，以什么单位出来？我们先想到“号外”二字，又觉不妥。一般来说，“号外”都是某报的“号外”，没有报名的“号外”是无先例的。同时我们想到纵队政治部指定我们《浙瓯日报》的盟员来出版，无非是想借人们所熟悉的《浙瓯日报》及其发行渠道，来尽快宣布温州城的解放。最后我们把这报名定为《浙瓯日报》“临时版”。“临时版”用来区别于旧《浙瓯日报》，也可以作为过渡性的报纸，预示旧报的死去，新报即将诞生。出版单位不能再用《浙瓯日报》社了，只得暂由王思翔以个人名义作为督印人。
这张报纸是由王思翔和我两人负责编审的。王主持整个编务，并负责撰写《迎解放》的社论和中国民主同盟温州工委宣传部的《庆贺温州解放的宣言》。我负责电讯编辑。这张《浙瓯日报》临时版对开两版。第一版的内容：头条新闻标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永嘉县城”，副题是“叶芳率部起义”。还有社论与盟的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其他政策条文。第二版是电讯室收来的这两天来的“新华社电讯”以及有关方面的消息。报纸很快编好、发排，当天上午出报，并很快地用原《浙瓯日报》发行路线送到读者于中。对及时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期《浙瓯日报》临时版的出版发行，除当时起了宣传政策、安定民心的作用外，同时也被后人看作重要的历史文献：因为它宣布了旧温州的死去，新温州的诞生；它宣布了风光秀丽的温州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它宣布了旧《浙瓯日报》的寿终，预示着新《浙南日报》的诞生。
四．关于接管《浙瓯日报》和《浙南日报》的创刊
《浙南日报》作为中共浙南地委机关报是1949年5月12日创刊的。它一方丽是继承中共浙南特委《浙南周报》的传统，故创刊号编次是第49期；另一方面又是接管了原《浙瓯日报》，改办党报的。当中从旧到新，还有一段间隔时间和人事变动。
温州解放后，浙南纵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张建中为首组成接管温州各报社的工作组。先来《浙瓯日报》社接管的是丁力同志，他很快从原《浙瓯日报》社的会计陈霖（盟员）手中，接收过去报社的人员名册、财产清单和部分现金（银元），不费周折，未遇任何困难，时间大约在5月10日。来接管《浙瓯曰报》编辑部，准备出版《浙南曰报》的是洪禹平同志。他告诉我们说：负责《浙南日报》编辑部的是他自己和金式荣（杨光）、马林等三人。现在人未到齐，他先来准备。他要王思翔和我留在编辑部工作。后来我们又知道留下工作的还有严刘祜和陈式干，共四人。
《浙南日报》是5月12日创刊的。11日晚上我们开始编辑工作，全部电讯新闻的编辑由王思翔和我包干，洪禹平同志负责撰写社论，并不干涉我们电讯新闻的编辑事项。而电讯新闻却是报纸的中心部分，我们是有职有权的。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浙南日报》的首任编辑。虽然当时我们还不是党员，只是盟员，却也同样得到党的信任。王思翔和我早就有解放后由我们盟员自己办一份报纸的打算，但党组织留我们在《浙南日报》编辑部工作时，我们又愉快地接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作为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目的都是宣传革命的道理，传播革命的消息，这方面党办报纸和盟办报纸并无不同。当时，国民党时期的报纸都停下了，新的中共办的报纸却不能很快出来，促使《浙南日报》早日出版，即成为我们的迫切任务。原《浙南周报》的编辑人员尚未到齐，即使到齐了，一时也适应不了。因为他们没有搞过铅印的大型的日报。王和我熟悉此项业务，党报正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也乐于帮助。
我们二人担任《浙南日报》编辑工作约有一个星期，即从11日晚开始，到18日晚编好报为止。前三天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原《浙瓯日报》编辑部（花柳塘），后三天为了安全改在扬名坊普安施医施药局（前线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一张对开报四个版面，有两版全是电讯新闻。平时要好几个人来编，当时由我们两人包下了。工作紧张、繁重，几乎每天都工作到通宵，而且我们当时没有拿工资或补贴，是吃自己的饭来干的，但仍感到愉快、自豪，因为深知自己为革命作出了贡献。5月19日我们被召去开会，告诉我们去筹备出版《进步报》。这一天起，我们离开了《浙南日报》编辑部。
五.关于《进步报》的创刊和终刊
5月19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在松台山上，召集我们温州新闻界的同志开会。会上政治部主任郑伯永同志说：“现在决定由民盟盟员为中心，团结进步新闻工作者来办一份报纸。我们把已接收过来的原《中国民报》的资财、人员交给你们使用。怎么个办法，你们自己商量。”当时民盟方面推出谷擎一、王思翔和我三人负责，再吸收各报的进步报人一起筹办。当即商定这报定名为《进步报》，用两天时间作准备，预定21日出刊。
《进步报》的人员与组织分工是：谷擎一担任社长，全面负责报社的丁作，人住在公园路经理部（原《中国民报》经理部）。王思翔任主笔，实际上是负责编辑部的全部工作。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人员有李德树、严刘祜、芮格光等（后严、芮离任，林抗继任）。任记者的有孙伊秋、陈式干，严、芮有时也去采访。还有副刊编辑胡焕光，校对吴明允等。电讯室和排字房是《中国民报》的原班人马，经理部也是原《中国民报》的人员。
5月21曰《进步报》创刊，当天的《浙南日报》发表新闻评论，把《进步报》的创刊与党对温州六家日报的处理联系起来报道。认为《进步报》的创刊，当时温州以民盟盟员为核心的进步新闻工作者，都可以得到大显身手的阵地，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原温州六家报纸也被接管处理完毕了。这些旧报纸和报社的性质虽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作为被接管的对象，都应该停刊解散，虽然这些报社中确有进步的、与党合作的或属于友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应予以照顾，他们办报的心愿，也应予以理解与支持。浙南党委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其实办《进步报》也是党委实现她的承诺：由民盟办一份报纸。
我们温州盟员为什么要自己办报呢？无非是想以自己的业务优势为革命作点贡献。当时温州几家报社的编辑部都有盟员，而且都是编辑部的主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熟悉业务，都有报效革命的热情。当时温州工商界、知识界比较闭塞，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对党的方针政策还不尽了解，对解放战争的形势的发展，也不尽了然，甚至还有点恐惧心理。我们以民办的报纸去宣传革命的道理，要比党报所讲的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我们办报的目的。
《进步报》的新闻内容与党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收用新华社的电讯。不过作为民办报纸或许更易接近民间。《进步报》的优势在于副刊。它有三个很有特色的副刊。一是胡焕光主编的副刊《人世间》；二是王思翔主编的《理论与实践》；三是谷擎一主编的《民主广场》。《理论与实践》是宣传革命理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它曾刊载过侯外庐写的《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样有分量有深度的论文。《民主广场》以读者顾问的身份，借用报刊的资料，解答读者提出的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这些副刊使解放不久的温州人民感到新鲜、有趣，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上海《文汇报》一记者来采访，看到了《进步报》，写文章介绍说：“这是一份生动活泼、杂志化的报纸。”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按我们当时水平来说，报上的文章观点，不可能都正确，错误缺点在所难免，但对人民认识革命、参加革命总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进步报》只办了三个月，到8月下旬就终刊了。停办的原因：军管会通知要收回排字设备与人员，用于印刷中小学课本。当时也有人（工商界、知识界）要求继续办下去，但一来由于我们几个人几个月来已搞得筋疲力尽；二来《进步报》没有政府的补贴，没有私家的资助，是靠自己艰难地支撑过来的，现在确实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能停刊。
（李德树，1922-2009，曾用名李时钧，笔名李隅，平阳鳌江镇人，先后在鳌江和温州教书多年，解放后曾在《浙瓯日报》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