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然间五十余年如风吹过，许多往事都被时光流逝，唯当年绘制朱德油画像与修改十大元帅画像是人生难忘的往事之一。

我家世居温州，我父陈禹门是知书达理的一介文人，义勇军组织者之一，支持辛亥革命。叔父陈亦候、陈守庸皆为爱国名士。我自幼受开明家庭的文化熏陶，年少就矢志当画家。1955年从温州二中高中毕业后，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那时交通落后，坐了十几个小时跌跌撞撞的“老爷车”，到杭城已是后半夜。好不容易找到了坐落西子湖畔“平湖秋月”斜对面的院址，已精疲神倦，加之杭州酷热难受，次日进入考场仅半小时左右即晕了过去。眼瞪瞪失去入学机会。

回温后，母校美术老师叶曼济先生痼疾发作告长假，诚聘我任教图画，我便答应了，以助母校解决师资空缺燃眉之急。鉴于我教学认真，学生喜欢，时任校长张丰先生企望把我留为永久的正式教师。实在我太酷爱艺术了，至1956年夏忍心不告而辞，毅然再度报考美院，终于实现梦想——入读油画系本科。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前身，即是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杭州国立艺专是蔡元培创建的，它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美术高等学府，每届招生录取人数甚稀，当时我班仅只12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后，全院顿失正常的教学秩序。随之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学习气息从校园里蒸发，我以见缝插针方式抢时间自行苦练技艺，使“运动”、“学习”两不误。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大搞“放卫星”。年轻的学生总是跑在时代的先头。那时我们经常下乡、下厂、下工地、下部队，深入工农兵生活。我多次去新安江大坝建设工地，白天劳动，夜间画画，忘却劳累。记得有一次深夜二点许，我与老师胡善余教授（三十年代留法）挎着沉沉的油画箱去画热气沸腾、干劲冲天的工地。就在这种艰苦紧张的生活中，我画出了好些颇有艺术价值的佳作。较多作品入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专题画集，油画《在上班的列车上》被人民日报发表，还得到丰厚的稿酬呢。

1958年，北京始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著名的十大建筑，为建国十周年献礼。1959年春开学不久，我正在上课，油画系领导突然召集各年级几个专业优秀的学生到系办公室开会，宣布一个谁都预想不到的“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即为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绘制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十大元帅油画标准像。院领导说：“……这是学校对你们的信任，所以重托你们一定要如期圆满完成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任务……”。为了画像工作能顺利进行，院里特地腾出几间教室供我们绘制画像用。分配我的任务是画二幅朱德总司令像。一幅大的是穿中山装式的标准像；另一幅是十大元帅正装像。当时心里既自豪兴奋又惊骇紧张。在短时间内要高水平的完成二幅领袖肖像谈何容易！总政治部除了提供标准像黑白照片外别无它物。画国家领导人像，必须有第一手形象资料，不是任凭一张照片“想当然”来画。于是通过总政向新华社要来一些有关领导人的多角度的人像照和生活照。我除了凭照片认真仔细地研究朱老总的外视形象外，还去找有关能反映他内在性格的文字资料研读，以便能贴切地绘制出活生生的领袖肖像画。1961年初春，朱德来院参观时，我以激动的目光凝视他的神态表情与我所画的像十分相似，心中洋溢着自豪与喜悦，这是后话。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还没有彩色照片，北京提供的皆为黑白照。描绘脸部的肤色还可以对付，但诸如元帅服、帽、星徽等无实物，更不知其色如何，岂可臆造呢！院领导知情后火速与总政沟通，北京方面即以极快的速度空运来一套元帅服和元帅帽，还有金光闪闪的肩星和三枚胸章等。大家见了兴奋的喊出声来。之后就急速四处物色具气质的模特儿。当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试穿，元帅服显得小了。我们猜测这套帅服可能会是为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备用的。我也试穿一下，感觉太紧身。由于仅此一套帅服，只能找一个“替身”，大家便集中一起对其画服色油画习作。因各人工作时间不都统一，故分批集中作画。元帅服的蓝色非常耀眼，瞬间多变，色彩极难捉摸，大家画得叫苦连天。与我一起画的如陈达青、郑圣天、金一德都是高班同学，唯汪诚一是位年轻教师。我们基本上把上课与绘制画像穿插进行，更多时间是在画像。这段日子过着战斗式的生活，很紧张劳苦。至六月中旬总算大功告成。顿时整个精神如释重负，于是跑到校对面久违的西子湖畔，觉得格外清新、恬静而无比舒坦。

回到宿舍，我马上给母亲去信，告知暑假在即，不多日就回家看望她老人家了。岂料连母亲的回信尚未收到，又一个意外的紧急任务落我身上。那就是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到画像后打开一看，除了我画的朱德元帅像，其他九幅元帅像的脸色都如饮酒后泛红，要院里火速派员赴京修改，这是个大难题啊。国产的红色油画颜料与浅色，尤其是白色调配必然泛红，有时很快就红了。因我平日在苦学中积了些经验，都选用色彩性能稳定的颜料，如土红、印度红调配就不会出问题了。院领导二话不说，就指定我一人即刻赴京担此重任。我是哑巴吃黄连，只能领命。心里意识到此去工作的分量该有多重啊，且关系到美院的声誉。我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不言而喻。

坐了几天火车，到京后拿着介绍信住进新街口旅馆报了到。该旅馆是被总政全包了。里头汇聚了不少全国各地名家，如上海的国画家程十发，西安的油画家蔡亮……等。与我同住的是我院雕塑系的一位老师。我每晨八点前乘公交车去博物馆上班，路经长安街，每天看到天安门和赶建中的人民大会堂与革命历史博物馆。傍晚五六点同样乘车回来。早晚都在旅馆用餐，中午在博物馆餐厅吃饭，四大盆加一菜一汤。数人围坐一大圆桌，有说有笑。紧张的工作之后，吃起来真是津津有味。我与几位军旅名画家一起工作、用餐。其中何孔德还是右派，而高虹、彭彬、郑洪流等人，有的军衔很高，唯独我是个年轻学生。何孔德的《出击之前》、《祖国来信》，高虹的《决战前夕》等作品在当时颇有声望。博物馆接待我们的负责人叫李凌云，是总政官员，他总是和颜悦色，大笑起来总是习惯性的双手拍着自己的屁股，也引得别人哈哈笑。他关心我们生活，提供我们的颜料都是英国产的，那时候一般人是无法得到的。英国红色较国产马利牌的性能稳定，它是从矿物质中提炼的，所以我敢于适量使用它来修改元帅像的肤色。十大元帅的画面不太大，幅面约90 X 70多公分左右。但修改工作很伤脑筋，因每幅脸部技法都不同，我必须保持原味，并小心翼翼地修改色彩，真是件极痛苦的“劳役”。所以修改进程缓慢，尽管我是个快手，估计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确保完成。于是我向杭州院方要求派人增援，后来让郑圣天来京协助。最后终于紧张而愉快地如愿结束了修改工作的尾声。带着博物馆的谢意，轻快返杭。

整整埋头苦干两个月，返校即开学了。由于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且也为学院争了光。于1960年美院把我列为高材生向部里推荐，考上由中央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罗马尼亚著名画家埃乌金·博巴（EUGEN POPA 1919--1994）油画研究生班深造并担任班长。毕业后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后因公需要调故里工作。而今虽已古稀，仍挥笔若狂，默默为中国油画艺术发展尽微薄之力。

（陈天龙，1935年出生，曾任温州市政协委员、温州文联委员、温州美协副主席，1990年退休前在温州市文联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