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升高：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的几件事

2010年底，我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在当时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时任局长吴东同志可能考虑到我在部队一直从事政工、文化工作，便让我和时任副局长崔卫胜同志一起分管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申报工作。对此我欣然接受，因为在部队工作20余年，我先后与上海博物馆的十几位文物专家打过交道，业余学习并参与了一些书画、瓷器的鉴赏与实地考古调研活动。也正是这种对于军人来说非常“奇葩”的爱好，让我对城市历史文化有了一种特别的好奇与热情。

于是，我从勤学入手，查阅资料，听取专家意见，虚心向同事请教，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温州历史文化概况作了一番虽然粗浅但还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也发自内心地对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庆幸自己转业选择来对了地方。

我参与进来不久，创建申报工作就全面铺开了。时任市委书记陈德荣同志是从嘉兴调入温州的，据说嘉兴市创建成功，与他大刀阔斧、亲力亲为分不开。这一点，我们也有深切体会。温州创建申报工作如何搭建班子、出台意见、细化项目、区分责任、实行督导等，都凝聚着他的决策意见和具体指导。把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文广新局，就是他的要求。与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申报同时启动的，还有全国文明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等的创建，统称 “六城九市联创”。可想而知，整个创建工作战线拉得有多长，工作量有多大，需要市领导关注和决策事项该有多少！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实施意见明确推进实施的大项工程，如夏鼐故居的腾空改造和陈列布展等建设项目，就多达35项。每一项都有一名市领导牵头，多个部门协同负责落实，纳入年度考核。面上工作，就不一一细说了。

创建的初始阶段，我具体负责名城创建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为了保持工作相对独立，我和局里抽调上来的4名同志一道，搬到了大剧院临时办公地点。

记得，有好几位办公室的同事向我反映，早在1999年，温州已经启动过一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工作，申报文本都起草好了。但是，最终半途而废。几位同事都在叹息，10多年前，申报工作基础条件比现在要好多了，那时候温州古城面貌保留得更好，被称为“七十二条半巷”的信河街，满街都是古迹。

虽然，对10多年前的温州，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我在思考，既然10多年前申报基础条件那么好，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申报工作没有成功呢？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本次申报工作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高申报工作的成功率。为此，我们创建办的同志们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应当赴北京邀请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让专家替我们把脉，帮助我们搞清楚温州申报工作具不具备基础条件、申报工作应该重点把握哪些问题等等。这个建议得到分管领导时任副市长仇杨均的支持，并要求我们做到：一要把专家请好，即要请到对历史文化名城验收有话语权或理论上有主导权的专家;二要把会议开好，即会议着重围绕温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条件是否具备，申报工作应当如何有效推进两个主要问题来展开。与此同时，仇副市长还明确要求市规划部门和我局分别派人共赴北京，一方面向国家住建委和文化部相关部门面对面汇报，另一方面拜访请教有关专家。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国家住建委，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傅的副处长，个子瘦瘦小小，但给人做事非常干练的形象。她一见到我们，就劈头盖脸地说：“你们温州还申报什么呀？好东西都被你们拆光了。”面对她的抱怨，我们虽然有点尴尬，但是，我和同去的市规划局副局长郑晓东同志还是非常耐心地向她介绍了温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文化遗存方面的情况，并详细向她们介绍了温州市委市政府近些年来保护历史文化的决心和举措。最后，我说：“我以一个外地人，一个转业军人的身份向您保证，温州现存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数量规模，肯定要好于有些已经申报成功的城市。并真诚地邀请您，能够到温州作一次实地考察调研。”说到这里，脸色一直非常严肃的她，勉强给了我们一个笑脸。稍作停顿，她又略带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浙江城市发展很快，拆得也快。你们的某某市，差点被我们把牌子（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誉）摘掉。”我们俩赶紧接上话头，表示：正因为过去把不该拆的也拆了，所以现在，我们想通过创建，抓紧把该保护的保护起来，不能让那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再被拆掉了。我们注意到，对于这几句话，这位副处长听得特别认真。我相信，那次交谈，一定给这位副处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一点，可以在她来温参加专家咨询会的发言中，得到印证。

2011年3月16日，专家研讨会如期召开。那次研讨会，我们邀请的专家是根据国家住建委和文化部两位处长推荐名单邀请的，有的我们在北京已经当面拜访邀请了，有的则通过电话联系。专家们相约如期而至。按照市领导审定的会议方案，首先安排专家实地考察，我在陪同人员之列。仗着有几位专家在北京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在陪同考察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向专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介绍。专家们一边“嗯呀啊呀”地应着，一边光顾自己走街串巷地看。考察线路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有几位对温州有点了解的专家不太愿意完全按我们指定的线路，而是故意往边上一些小巷子里走。我也只好离开大部队跟上这几位自说自话的专家。一路上，这几位边走边议论。其中有一位看完康乐坊、解放路之后，便大发感慨：“没想到温州古城风貌保留得这么完整，全国也不多见喽！”另外两位也在旁边附和，大致意思是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以前只知道温州改革开放搞得好，对古城保护工作不重视，没想到来实地一看，比想象的好多了。听了专家的这些议论，我心中暗自高兴，总算听到专家对温州古城保护肯定的声音了。

考察队伍会合之后，发生过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有一位陪同考察的同志，恳切地请专家们一定要看看五马街。这时，有位北京来的专家马上打断他的话，说道：“你们就别提五马街了，历史街区都像五马街那样‘保护’，那就全玩完了！”对此，当时的我听了感觉不太明白。专家研讨会开完，我就完全明白了。

专家咨询会在隆重而热烈的氛围中进行，专家们围绕温州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具备的基础条件、存在的问题以及申报工作应把握的问题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交流发言。虽然会议有录音，我还是比较认真地做了笔记。这次咨询会，可以说开得非常及时。专家们对于温州城市机理保持近2000年不变，古城格局与风貌得到较好保留，文物考古发现佐证有力，历史街区面积、数量比较可观，古城生活形态基本呈现生活常态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我特别注意了国家住建委那位副处长的发言，她谈到，温州街区的历史特征和原有风貌有一定保留，近现代具有欧洲风格的建筑风貌，体现了温州的通商文化，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近几年，在街巷整治上成绩可嘉。温州基本具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和条件。

专家的肯定，给我市申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澄清了一些同志头脑中对温州申报工作的片面认识，给我们创建办的同志们增添了工作信心和干劲。

与此同时，在这个咨询会上，专家们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市申报工作存在的短板和面临的问题，比如要坚决防止像五马街那样的破坏性保护，使整条街像现代化的应景工程，失去了应有的历史深厚感。专家指出，无论是文物古迹还是历史街区，都要坚持原真性保护，合理地开发利用，遵循历史真实性、生活延续性、风貌完整性三大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刻画细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尽量恢复街区、街巷的原有功能。这些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的创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历史文化名人评选，也是一个创建工作项目。这项工作虽然不是重点工程，但它是提升历史文化知名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市民的关注度也非常高。这项工作的实施单位就是创建办。我来到温州，对温州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多，对历史名人知之更少。为此，我们几次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做好前期工作。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历史文化名人，哪些人可以列入历史文化名人评选范围，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评选。对于这些问题，专家讨论非常激烈。举几个例子，比方说王羲之能不能作为温州历史文化名人来讨论？谢灵运可不可以纳入评选名单？郭璞有没有到过温州？等等。经过讨论，大致确定了一个专家评选和面向社会公开评选相结合的方案，并从初始提交的200人大名单中，确定155名初选名单，155名初选名单再经过专家投票，确定55人的正式候选名单。创建办将评选方案连同55名候选名单（附个人简介）报送领导小组审定，通过媒体公布评选办法和候选名单，分别组织网络投票、市民纸质投票和专家评选。对我个人而言，和工作人员共同梳理历史文化名人简历的时候，一方面，我深深地为温州历史上孕育出这么多名人而感慨，它就是一部浓缩的温州历史，渗透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我也为工作人员不辞辛劳加班加点的工作干劲而由衷地赞叹。

一经媒体公布，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创建办每天接到各种咨询电话，网上投票量每天以几万的速度在攀升。当时，我还非常好奇地留了部分截屏，至今存在电脑中。创建办陆陆续续收到市民的纸质投票。记得有一天，几名壮汉车拉肩扛一次性送来10多万张选票。有人说，这是作弊，这是拉票！也有人说，这就是温州人，他们有特别强的家族荣誉感，一车车的选票，充满了对祖先的敬仰之情。

后来，创建办综合了专家投票和市民投票统计，最终评出20位历史文化名人，形成书面报告提交给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后来据说市里开了个会，依据最终得票结果，把历史文化名人名单扩大到了22名。但是最终，这个名单没有正式公布。

评选没有出结果，自然有它的原因。客观说，对于历史名人，用网络和专家投票的方式来评定其先后排序，很难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但我们认为，通过评选活动，宣传城市历史文化、扩大名城创建影响力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事实上，早在10年前，温州就曾经评选过十大历史名人，而且通过媒体正式发布了名单。对比那个名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的名人10年前进入了10人名单，而在最新评出的22人名单里却落榜了。不得不说，名人评选确实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对于历史名人，后人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我深度接触过的又一项具体工作，就是华盖山古城遗址的局部展示。大家知道，古城墙对一座城市的意义太重要了。对于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如果说一座城市有比较完整的古城墙，其申报将会大大加分。但非常遗憾的是，温州的古城墙，到了民国时期，就已经基本被拆除了。“文革”时期，少量的历史遗迹又遭到了破坏。据了解，遗留到今天的只有华盖山上那几小段古城墙的墙基了。为了进一步摸清温州古城遗迹的底数，我们又重新组织考古人员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这次调查，文物保护考古所又在华盖山南坡勘探发现了一段宋代砖砌城墙。该段残墙为府城外侧包砖墙体(原城墙结构为两面或单面包砖，当中填土)，位于华盖山南坡广望亭东南。残墙长约15米，南段损毁严重，墙面无存，南端消失；中段有明显的向外倾迹象；北段保存相对较好，墙厚0.7至0.8米，残墙深1.8米。温州历史上先后建过东瓯王都城、永宁县城、永嘉郡城。华盖山城墙位于鹿城区华盖山。东晋太宁元年（323）始建温州郡城时所建，后历经翻修。外城墙东西长3500米，南北宽2500米，周长9000米。四面设有城门，外环护城河。郡城东西依山，北临瓯江，南濒会昌湖，号称斗城，周长18里。形成了“负江、依山、通水”的城市格局，营造了“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城依水建、水穿城过”的山水城市环境。古城基本格局和空间形态历1600年不变。1937年，古城墙陆续被拆除。加上这次新发现的一处，现仅存城墙遗迹二处。北段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残长67米，南段残长30米，2000年4月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重修展示华盖山残留北城墙过程中，我们再次组织对这段残墙进行了专家论证，排除了对古城墙遗址的各种争论，并对照遗存的古城老照片，提出了城墙修复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19世纪初照片恢复城墙外观，不仅参照原样，还要就地取用原材。工程将拆除墙体上后加部分，恢复原来块石砌筑，将拆下的原石块进行编号，清除生长残留城墙基址顶及墙身的树木和树根后，再将石块原位砌筑。修复后城墙包括约50米古城墙基址并在外墙上部重砌城垛；基址顶部中间与华盖山公园游步道相接，铺设花岗岩块石；道路两侧种植绿化隔离带，烘托古城墙古朴氛围，把古城面貌恢复展示出来。对于南段最新发现的一段，由于体量较小，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当用玻璃隔离墙的形式，把它保护展示出来。

名城创建，每一项工程的推进都不容易。在整个创建过程中，修复的、陈列的、展示的历史古迹举不胜举。光名人故居就多达十几处，工程之繁杂，工作之艰辛不言而喻！有个别的，就因为腾空处理难度太大而搁浅，有的则因工程难度大而不得不暂时放弃。比如近代商业大亨吴百亨故居，就因为建筑本体破坏严重、腾空难度大而没有纳入创建工程项目。

我本人经历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当属《温州通史》编纂。尽管这项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

市创建办把这项工作交给我牵头负责，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怎样编好一部历史，这对一座城市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对于一名从事地方工作不久的外地人来说，肩负的责任和压力可想而知。为什么我敢接手这样的任务？因为我充分相信我们的团队，因为温州市图书馆，有一支精干的力量，曾经有过编纂《温州文献丛书》的经验。这套丛书共4辑40部48册2000万字，是温州市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准确并具权威性的历史文献总汇，受到业界一致好评。而这套丛书主要依靠温州市图书馆自己的力量编纂完成的。

作为一名行政人员，不是要自己去写书，而是要把社会各界的力量组织好，把工作思路讨论好，把史书的体例、大纲等充分论证确定好。由于这项工作的启动早已在各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我们便召集各路专家，展开了密集的论证。本地的专家，外地的专家，温州籍在外地的专家，只要研究方向和温州有一些关系的，我们都尽可能邀请过来。讨论自然是开放而激烈的。大家首先讨论的问题是，《温州通史》应当编成一部什么样的书。有的同志提出来，要像《中国通史》那样。有的同志认为《苏州通史》《宁波通史》都是不错的范本。但大家最终讨论下来，觉得温州要写一部温州人自己的史书，具有温州特色的史书，具有温州本土文化特征的史书。无论是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事件的归纳提炼上，都要有鲜明的温州本土特征。第二个讨论的问题是由谁来编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最为激烈。有的同志提出，应当由温州本地专家学者来主笔，理由是，外地学者甚至包括一些温州籍的在外学者，对温州本土历史文化了解不多，情感投入也不一样。有的同志则提出，完全让温州本土专家来写，也有一个担心，担心有的作者会过度解读某些历史事件，甚至写出来的史书会带有个人或者族群的感情色彩。据说外地有的通史编纂，就存在这样的先天缺陷，很难弥补。比方，有的把传说当正史。有的把局部历史事件放大化。

围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这样前期的讨论很有必要。只有充分听取意见，才能在沟通中形成共识。最终，大家基本赞同吸纳外地专家和本地专家共同参与编纂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领导小组的认可。在确定主编的问题上，大家一致推荐复旦大学地理历史研究所所长温州籍学者吴松弟教授。同时，尊重吴教授本人的提议，邀请部分知名高校历史学专家，特别是对东南沿海一带的历史有一定研究的专家参与课题研究和史书编纂，丰富编纂队伍。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由吴松弟教授牵头组建的这个编纂队伍，对通史编纂做了一个宏大的构想。整部通史按照断代顺序编纂6部分卷，并附加编纂30部专题史（包括沿海变迁史、航运史、戏剧史、族群史、方言史等等）。所以，《温州通史》的编纂，可以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部史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温州市图书馆承办的又一部鸿篇巨著。

当然，史书编纂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光田野调查工作就整整做了三年。专家学者带着他们的学生和团队，走村入户，对温州各地的风土人情及民间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搜集整理和归档，不仅为了把书编好，同时，也给后人研究历史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编纂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截至目前（2019年7月），已经出版专题史12部，主体部分6部分卷已全部完成初稿撰写。2020年，这部书将全部出版面世。

在名城创建的过程中，常常让我感动的，是一支自始至终的推动力量。可以说，温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一直牵动着温州市政协、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心，也凝聚着他们的心血。

2010年我刚到温州，就听同事们介绍，每年市“两会”上历史文化名城创建都是热点话题，很多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都在呼吁我市申报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他们提交的建议、提案中都有涉及，有些委员甚至为此呼吁了10多年。如1998年，市政协委员沈洪保在“两会”上提交了《温州要力争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案，建议“市委、市政府一定要赶快重视这个问题，赶快组织专门班子，对历史文化进行调查、保护，对有重大意义而被毁坏的也可以集资重建，一定要把这工作抓好，一定要争取温州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沈委员那殷切而迫切的心情。

名城创建启动后，我的感受就很真切了，更多的政协委员加入了助推队伍中。我清楚地记得，每年的“两会”后，我们文化部门都会接到市政协交办的委员提案，其中不少都是有关名城创建和文物古迹保护的，如2012年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几点建议》，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委员们在他们的提案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有些意见建议吸纳到创建工作中，对创建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东瓯王庙腾空重建的问题。在我们名城创建的专班队伍中，也有很多是政协委员，比如我本人，市规划局的张静同志，等等。我们不仅通过本职工作，也通过政协履职发挥作用，为名城创建尽心尽力。

市政协自2009年起，持续通过组织委员开展调研视察、研讨论证，积极报送建议案，为我市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鼓与呼，为创建工作献智献策。

2009年6月21日，时任市政协主席包哲东亲自牵头，副主席高育厅、黄兆鸽参加，组织文史、社科、民俗等领域的专家、政协委员和市相关部门的同志，开展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调研，实地考察五马—墨池街区、城西街区、朔门街区等古城区的保护和规划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同年7月21日，在市政协第九届二十八次主席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温州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案》，建议市委、市政府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尽快重新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建议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10年，我市全面启动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