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从协商建国延续至今，中间经历了多次变化，协商民主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和实践研究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度概括了协商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地位，他指出：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2015 年初，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协商民主的发展提出要求，第一次以中央级别层面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并对协商方式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包括“改进政协通过会议进行协商的形式，适当增加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次数，完善协商座谈会制度。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地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充分肯定过去五年来协商民主全面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体现出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与人民民主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明确了协商的主题和主体。

艾米特·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关于协商民主的论述，认为成功的协商民主至少要包括四个特点：一是协商主体的主动性，即强调公民需要对各自观点的正当性进行说明，个人有主动讲述理由的需要，而不是被视为参与协商的客体和被动接受协商的消极主体。二是协商过程的公共性，即要明确整个协商的内容和主题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而不是为了个己私利在博弈，是话语和理性的比较，同时要保证协商过程中所有的理由应当为所有的公民可理解，能够取得公共的认同和理解。三是协商时间的限制性，即协商时间是限定在一个特定时刻，用于保证协商成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协商是动态开放的，特别是在协商前期，能够有足够开放的渠道吸引到相关协商主体主动参与，同时在协商过程中能够让各种观点进行动态相互比较。

李文彬在《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问题与对策》一书中指出：中国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整合体制内外的力量，追求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与合法化，集决策咨询会、听证会、决策会于一体的混合物。当下中国的高层协商民主以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通过体制化的政治性会议，包容多元化的参政方共商国是。从形式上讲，基层协商的主要方式就是会议，而在现实操作上，由于会议流程设计不科学，大部分的协商会议在实际中出现有“会”无“议”、有开头没结尾、有人员无关联、有发言无深度等问题，让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施大打折扣。

一是对协商地点的选择。从空间物理环境对参加人员的心理效应的角度来说，会议场地、设施、布置、音响、照明以及会场温度等形成的环境条件，会对与会人员的思维和情绪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协商效果。目前大部分协商地点的选择是在官方的场所，例如市政会议中心、部门会议室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衙门内”请人来商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性。在会场布置上，以深棕加白色为主色调，属于冷色调，更加适合阐述性的会议而不是互动性的协商会。从会场桌椅的安排来看，基本是以回字型或者是报告式为主，通常是适合一种告知、通知、通报的方式来进行，参与主体的话语权会被挟持，难以独立的表达诉求。而反观一些协商成效比较好的会场场所选择，以瑞安市为例，如协商平台“榕树下”的协商场所是在一个暖色调的榕树下，协商主体之间简单的凳子围城一圈，中间没有桌椅隔开，各类协商主体之间几乎是直接的面对面接触；委员会客厅的场所设定更是五花八门，以瑞安市为例，有色彩鲜明的咖啡吧类型的众创空间，会场布置为窄距离的长条形的桌椅；有商务气息浓厚的侨贸小镇会客厅，会场布置采用的是回型的有靠背的软沙发，灯光为暖色的钨丝灯……这里传达出不一样的协商氛围，暖色调或者中性色调的场景布置适合说服性和鼓动性的会议，各类协商主体身体之间的物理距离不超过两米，对于参加方特别是普通群众代表来说，心理负担较轻。

二是对协商主体的选择。目前对于有关公共政策出台前的协商，作为协商主体本身是不主动的，主体性的缺失导致有效的公民参与难以保证，公民参与的协商热情难以维持。理论上我们要求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能够与部门政府之间以平等对话的形式展开，但是在现实上始终无法消除领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在协商过程中的身份差异，对话式、提问式、回应式的安排实际上还是形成协商双方低平等性，有会无议，协商主体之间的无差别不能形成。例如某地曾经举办过一场有关城市交通的协商会，参与该主题协商的人员包括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市交通局、公安局、城市综合执法局、规划局等部门一把手领导，另外一边是政协主席、副主席以及部门政协委员，其中包括来自企业的委员、来自部门中层的党派成员等，此类人员安排必然造成参与者身份认知上的不平等。

科恩认为，协商民主观念来源于一种直观的共同体理想。在这里的共同体主要是指界别群众。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界别群众难以圈定，界别群众和政协委员的共同体没有建立，委员也是作为普通个人参加，委员仅仅代表个人，没有共同体即界别群众概念，界别与界别群众之间的共同体没有形成，在参与协商的心理支持上更是处于弱势。

三是对于主持人的选择。主持人对于协商会议的成败至关重要。传统的协商会议模式下会议主持人基本为政协领导，包括主席和委办主任等，主持人主要根据既定的流程（基本会有已经拟好的主持词），在协商过程中按部就班的宣布会议进程，同时做一些简单的穿插解读，顺利走完会议即可。基本上基层协商会议上的主持人，不会引导部门和委员之间的话题对接，例如某委员质疑部门有关停车场的真实数量，但是在会场中部门负责人依旧只顾做各种规划解读，而主持人难以或者不愿将话题追问到底。由领导担任主持人还有官方立场，行总结、归纳、表态的责任。有权威人物参加或主持的会议，如果能够恰当利用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如果引导不当，也可能使得会议成为一言堂。从技术层面讲，协商会议技术要求主持人放弃立场，或者不占任何一方立场，在政协委员代表的界别群众和公共职能部门中间均衡时间，营造平等、自由的协商氛围，同时控制会场七分，注重会场的引导。如某地政协协商会议中，一委员质疑部门上报的停车场真实数量，但参会的部门负责人没有进行回应、依旧只顾做各种规划解读，而主持人也难以或者不愿将话题追问到底。另外，主持人本身要具有人格魅力，做一个让会场所有人都信服和认可的人，而不是普通的播音员。

四是对流程的设计。陈家刚等认为，如果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等更加强调主体，经济民主、法治民主更强调客体的话，那么协商民主更加多的是要关注程序和过程。但目前大部分的协商会议在流程设计上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从人员邀请的内部循环、现场讨论的层级性以及协商结果的落地办理等环节，都显得较为空旷。在协商现场，公众代表性不足，利益相关主体占比十分低，特别是在协商过程中，仍然是一套严肃的官方会议，从发言顺序和时长上也显示出明显的行政体制内部的层级结构。如领导和部门发言时间基本在15分钟以上，而委员和利益主体发言时间仅有3-5分钟。另外，开会中的协商性不足，相关主体之间的对话难以建立，“不好说、不能说、不愿说”的情况依然存在。从实际协商过程看，协商不足，而安排、部署、动员多些。对于协商成果的运用，目前还尚未建立明确的反馈机制和跟踪流程，仅仅以部门领导承诺为主，存在诸多的随意性。

各方协商的过程不仅强调决策过程的充分完善、利益的充分阐述、共识的最大凝结，协商主体与客体通过参与、理性对话以及妥协与共识，寻求政策决策的合法性和可执行性，资政建言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但是，从实际操作角度讲，作为一种民主方式，协商要求有内在连贯的流程设计，流程控制设计到协商主体的选择方式、协商场地的布置、专业协商主持人的会场把控、协商成果的程序化设计，如何通过各种细节设计消除协商领域的不平等标识从而营造自由平等的对话，如何控制协商的节奏，是协商得以民主的最重要部分，是协商得以不被架空的保障。

哈贝马斯的程序性民主理念早已经传入中国，《罗伯特议事规则》它规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细节，“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谈话类栏目，节目邀请多名嘉宾,就时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闻热点展开激烈的讨论,嘉宾各抒己见，台下观众也可以就自己所持的观点，进行自由发表言论，里面有关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和方式、现场观众参与的程度以及不同声音如何表达等具体做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在瑞安政协从事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多年，2018年开始试行一种互动的“社情民意大家谈”讨论，结合“一虎一席谈”的运作方式，每次主题内容均是从全国、省政协的征集参考题目中选取，通过邀请政协委员、新老信息员、党派成员以及相关部门参加，通过集体讨论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具体流程如下：通过微信群自动报名、专业人士推荐和主动邀请三种方式确定参加人员，明确关联人物——组建专门微信群，在群内发布相关的背景资料以供大家学习，线上预热讨论——选择场地，基本选择为布局较为自由、颜色较为明亮的暖色，同时配备简单茶点——设立主持人，主持人要求对所有成员都要了解，同时要熟悉话题，并且预先思考各类信息点——讨论过程安排设置了发言指示牌和信息点提醒牌，通过主持人的引导带领大家集中针对某个信息切入点进行深度探讨，大家或质疑、反对，或赞成、补充，听取不一样的声音，收获不一样的观点——形成若干篇份社情民意信息，上报上级政协。

“社情民意信息大家谈”方式作为收集高质量、全方位的社情民意信息的渠道，初衷是要收集不一样的声音，让不同的声音得以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体现。大家谈试行一年多以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效果也越来越好。其中，有效互动是关键，从人员选择的互动、微信群内的线上互动、主持人过程把握的互动到最后反馈结果的互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结合协商互动流程设计，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一是协商主体的选择，做到人人可参与。协商民主是在最大共识的基础上力臻善治，哈贝马斯给予协商民主很高的道德评价，“团结和对公共的善的向往成为了社会整合的第三种来源”。而作为凝聚共识的平台，要发挥最大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人群的选择上一定要有大尺度，不能沦落为体制内的自娱自乐。基层群众参与的协商事项，大都是围绕群众生活的日常事项，更多的是让普通百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感受到民主的氛围，同时培养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瑞安市政协的另外一个协商平台《榕树下》的协商地点是在户外的一棵百年榕树下，枝繁叶茂，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百姓群众体验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快感。因此，要十分重视参与者在协商中的民主体验和感知，真正打通民主实现的协商门槛。例如建议设立普通群众一定的协商名额，开放报名渠道，人数占比要达到总体协商人数的30%以上；建立起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共同体制度，政协委员不是一种荣誉，是一个沟通渠道和桥梁，要通过刚性的制度驱动让委员走到群众中去。

二是协商现场的布置，做到人人有声音。协商民主的核心是通过面对面的说理和观点陈述，说服对方，进而凝聚全体公民的最大公约数，通过直接的语言交流和体验，扩大协商的效度。从实际操作上，总体会场的布置要去中心化，协商民主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平等，建议在空间位置上打消行政层级的影响，以圆桌会议或者窄距的回字形为基本排法，去权威、去领导、去大咖，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独立自主的得以体现。同时，设立发言上限（3-5分钟为宜），每人可发言，但是每次发言时间都要求有限制，如果要补充下次重新要求发言。社情民意大家谈的做法是通过举牌示意，这适合人数较少的发言，人数较多则可以使用发言器，不想说法的人可以用现场发言卡片递交到主持人手中，让主持人代为转达等等具体做法，让每个到场的人都有机会表达、参与，强化协商体验和感受。总之，理想模式的协商民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能够容纳一切需要参与主协商的公民。只要你对协商活动有所关注,对协商议题有所见解,社会精英也好,普通民众也罢,都能够在其中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 发出政协好声音。

三是建立主持人引导制度，人人有分工。完整的协商会要配备专业主持人、协商过程记录人、协商成果汇报人、时间控制工作人员等。其中，专业主持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公正的会议主持人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时间、公平的发言机会，对于超时发言主持人有权要求其停止。对于协商会议的主持人来说，要求更高，要求有各种均衡能力、引导能力、语言表达总结能力以及对协商课题的深入了解程度。因此，建议省政协在大力推广“请你来协商”这一政协主题品牌时，参考宣传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政协“请你来协商”主持人制度，设立专门人员进行现场主持，明确职责和权限，并在学习培训、资源互动等方面给予支持。可从政协机关、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中采用自荐和推荐的形式，筛选一批沟通表达能力好、应变能力强、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高、礼仪形象好的人员组成主持人预备队伍。并按其专业背景、擅长领域进行分类，如教育类、医疗类、环境卫生类、交通管理类等等，每次活动可根据协商主题从中挑选合适的主持人，但如果涉及到和主持人利益相关的协商，主持人要采取回避态度。

四是明确协商流程设置，环环都须相扣。协商民主的指向就在于通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讨论聚合期公民的最大共识，寻找问题解决的最大公约数，协商的成效如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各地政协系统均已经开发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提案提交-协商-答复流程，但是对于协商这个流程并没有运用现代科技加以界定。建议参考提案系统，设立协商全过程网络技术运用，从前期话题预热、参与对象选择，到过程的录音记录、远程参与、文字记录、互动发言、时间记录等，以及最后的落实反馈、追踪跟进等，均可以用科技技术加以助力。民主技术是民主政治实践的推动力，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民主就像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其中，民主技术就是陀螺旋转的推动力和抽打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