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5年入党，不久就担任支部书记，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我干过武装斗争，管过党群、政法，领导过工业、农业，主管过内贸、外贸，尤其是党的组织工作最多。1946年我在山东省日照县委组织部搞党建工作；1949年南下来浙江，我是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都干过，其中，县、市二级任常委组织部长；1982年春，省委任命我为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在市政协第三届中间补选的，第四、第五届共十一年。多年前离休后在家，我现回忆一些在政协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早期的温州政协

我去政协工作之前，没有接触过统战工作，以前在党政机关工作，每天会议多、文件多、电话多、谈话多及请示问题、回答问题多，甚至吃饭的时间也有人坐在一边等，从早上到晚上没有空闲，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干部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迸发出来，为解决问题我就没有了星期天。到政协后事务少了，有时间学习，干什么就得学什么，我就找有关政协的资料看，还向同志们了解过去的情形，对温州早期政协就有了一些了解。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10月18日就召开温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紧接着在1950年1月25日再次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成立了温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既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能，又作为各界人民进行政治协商的机构。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市协商委员会共经历了两届10次会议。1956年 2月2日，正式召开温州市政治协商一届会议一次全体会议， 1959年6月召开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 1962年10月召开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

当时虽然人数少（大多几十名到100多名委员，二届最多，委员236人），但也体现了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一是由各界人士组成，有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民盟、民建、农工、工商联、工人、农民、文艺、医务、青年、妇女等18个界别；二是常委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党外的多于党内；三是选出的政协副主席从1—3届，逐渐的党外副主席多于党内的，党外的副主席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

当时市委对统战工作也非常重视。市政府、市政协都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如金嵘轩是著名教育家，又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任副市长，连续几届任副市长，1962年市政协第三届当选副主席；林镜平是农工民主党温州市委第四、五届主委，精通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四国文字，医学界的专家，浙江省第一例做脑外科手术人，培养出许多人才，在医学上给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浙江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四届政协委员，温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方恭敏是温州市工商界知名人士，有私人工厂，他响应党的号召，带头搞公私合营，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资本家敲锣打鼓欢迎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并表示跟共产党走，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从1949年—1988年都是工商联主委，省工商联副主席，1956年12月至1958年5月任副市长，温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为副主席。还有许多委员在政协、政府任职，如：洪彪，1949年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我军，在政府任民政局副局长，后任市政协副主席。

总体来说，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协工作还是比较活跃，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围绕党和人民政府中心工作搞视察、提建议、谈要求，组织学习、双周座谈会等，为推进我市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后来政协在前进中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坎坷。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时一些同志大鸣大放受到影响，讲了一些错误的话，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却错误的给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挫伤一些人的积极性，影响了党外人士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经受了严峻考验，政协工作被迫中止长达十余年，直到 “四人帮”粉碎，1979年9月，市委作出关于恢复市政协组织的决定，1981年12月，恢复政协温州市委员会，作为新的温州市的政协组织，届次不变。我就是那个时候来到市政协，因此，亲历并见证了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这特殊的一届。市政协从1962年10月成立， 1966年6月被迫中止， 1979年9月恢复活动，到1983年4月召开四届一次会议，历时20年6个月。

地、市合并后省委任命我为市政协副主席

1981年9月地、市合并，1982年春，省委任命我为温州市政协副主席，1982年4月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增补第三届委员会常委12人，并推选出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我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地市合并前，政协没有专职主席、副主席，从第一到第三届政协主席都是市委书记兼任，也没有专职干部，办事机构设在统战部，政协秘书长从第一到第三届都是统战部副部长兼任，还有一位干事兼管工作。有人说：“政协是统战部的门市部”。我到政协时，还有人这样提，我纠正说“已过时了，现在的政协不同过去的政协，更不是统战部的门市部了”。我到政协了解经费的使用情况，有人与我说：过去年财政拨款2000元，到年终用不完就上缴了。

地、市合并后，调配3位专职的主席、副主席，机关专职干部8人，这说明当时更加重视政协工作。但不巧的是，主席上任不久得了重病，肺部大出血，从温州治疗又转到上海胸科医院，政协第四届大会他是缺席被选上主席，后出院不久就离休。宋砚田副主席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1949年南下来温州，人称：老部长、老13级。调他到政协工作也很愉快，由于年事已高，不到一年就离休了。只有我还在坚持工作。

1982年4月至1983年4月之间，市政协工作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干部虽然少点，任务仍然能完成。办公室借用工商联五间房子，领导干部和其他干部2至3人一间，车辆也没有，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冬冰天雪地，都是走路上班，长达二年之久。 1983年后条件陆续改善，干部增加20人，1986年搬进新楼，也有了一辆汽车。

条件虽然简陋，这一年工作任务是重的，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从增补政协领导成员，一直把常委会议作为经常开展政治协商活动的重要形式坚持下来，落实政策，完成第四届市政协协商及筹备市政协第四届一次大会的各项工作等。

安抚人心，落实政策

在文革期间各行各界很多人受到冲击，有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不同，有的受批判、有的受处理、有的在经济上受打击如此等等。第三届市政协恢复活动以后，安抚人心，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心工作，市政协领导亲自抓这件事。

那时主要抓学习，开始是二十余人的学习会，目的是通过学习解放思想，解除思想包袱。在学习会上，有的政协委员发言思想有顾虑，文革前后受到批判，现在不敢敞开思想讲，我们就鼓励政协委员大胆发言，并表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这样慢慢地放下包袱，学习的人数也增加了，扩大到一百四十余人，发言逐渐多了，也敢讲了。有的委员说，一定要坚持学到老，有的委员年龄已七八十，不顾体弱每周学习日都坚持学习。

这样大家慢慢地放下思想包袱后，结合学习，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活动，激活大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1982年至1983年各民主党派做出许多有益的工作：九三学社，创办的技术咨询服务社，为一些企业设计新设备，试制新产品，解决了不少的技术上的难题；市民革与瓯海县（区）在灵昆公社（镇）利用海塗泥，合办一个规模较大的砖瓦厂，年产1300万块砖，经济效益比较好，既增加农民收入，又为城市建设解决建筑材料问题，得到领导重视，并亲自去参观和鼓励；市民建，就本市发展轻纺工业、发展养殖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加强对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管理，开展文明经商、优质服务，合理使用人才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得到领导的重视，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市民盟等6个单位，因陋就简、群策群力、发挥专长，分别创办五所业余学校，十几个学习专业，有学员四千余人，函授学员有三千四百人；农工，编写医药教材，还提出“对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多次写出建议，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鼓励。这些活动对发展生产、安排就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青年文化知识水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还有就是抓好统战对象政策落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市委很重视，常委秘书长刘锡荣同志（后任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每周半天来政协亲自抓政策落实；市政协领导也很重视各县党外人士的政策问题解决，1984年1月刘展如主席和统战部部长亲自带2个工作组到5个县督促，和省、市政协委员及各县党外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县的副主席见面谈心，听取他们意见，对在调查中除反映政治上遗留问题外，比较突出的是改善对知识分子政策，住房困难等问题。以上统战对象所反映事与县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政治上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尽快落实；对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在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看成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他们的问题也要尽快解决。几个县的领导很重视，解决快、效果好，大家满意。同年5月、10月省、市政协又派调查队下去督察，我市因为工作落实好还总结经验在省政协会议上介绍。

从1982年至1984年8月止，我市的省政协委员反映的19件政策性问题，全部处理答复完毕，我市党外的副市长，如：金嵘轩、方恭敏，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正副主席所反映的29件政策性问题，已落实28件，占96.25%，还有1件正在落实。县（市、区）政协反映的47件，处理完成率占97.7%。

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他们的党员和民主人士，在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上，落实归还房屋389.33平方米，折价归还房屋295.7平方米，错划右派平反11人，纠正其它错案6人，归还在“文革”中被抄物资4件，其它政策落实3件。农工党员凡属政策范围问题的基本上落实，他们表示，党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政治气氛空前活跃。

政协第四届温州市委员会一次全会胜利召开

我在市政协11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四届一次全会。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1983年4月10日，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一次全会终于召开了。报到那天下着雨，委员们冒雨来报到，大家都心情激动，许多委员在报到时兴奋地说：市政协二十年来未开全会，这次全靠党中央“拨乱反正”。有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说：今日重回“娘家”，欢聚一堂，共商国是，真是感慨万分。

11日大会正式开幕，我致开幕词说“我们这次会议，是正当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历史时期召开的，又是在地、市合并后以中心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情况下召开的。本届委员共475人，比第三届市政协委员增多一倍以上，这充分体现了我市爱国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温州市第三届政协一次会议到现在，相隔了21年。这中间的十年内乱，使政协被迫停止活动长达十几年之久。自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才给人民政协带来了新的生机，迎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春天。”“近几年来，我们市政协不仅恢复了活动，而且已使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正在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我市爱国统一战线作出积极的贡献”。隔了这么多年，再读当年这番话，我仍和当时一样激动、兴奋、喜悦。

这次会议选举市政协常委65人，选举出主席、副主席11人。主席是刘展如（中共）；副主席有陈国钧（后任主席，中共）、方恭敏（工商联）、林镜平（农工）、张学义（中共）、韩公俊（中共）、樊作虞（民建）、章涛（九三学社）、王思本（民革）、王务迪（致公党）、马允伦，（民进）。以上中共4人，党派有7人。

这次大会也重新恢复并健全了政协办事机构，有办公室和五个委员会，配备专职秘书长、副秘书长2人，兼职副秘书长6人，办公室主任专职4人，五个委员会是学习委员会、工作组委员会、祖国统一工作联络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委主任都有主席或副主席兼任 。我管工作组委员会，下设13个工作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妇女、宗教、科技、侨务、法制、体育、医药、文化艺术、城市建设），工作组组长、副组长都是政协常委和委员各方面的专家担任，每个组有10人或20人不等。

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一次全会胜利召开，我市政协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协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并不断向前迈进。

政协委员赴山区给群众治病

20世纪80年代，山区交通条件很差，有些村的群众到县城要走半天路，一旦得了病，年老体弱的老人，想到县城医院看病治病比较困难，我们觉得政协也要做一些实际的、群众最关心的工作。1985年市政协领导研究决定，由医药卫生工作组，负责组成医疗队到山区给群众和烈军属看病。

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组长是葛林崇，我同他一讲，他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农工民主党恢复活动后，各项政策得到落实，遗留的问题也解决了，政治氛围好，精神振奋，都表示愿意为人民多干事、干实事，有许多人还自愿报了名。

医疗队的组成有省、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医务界名医，各科齐全，都是专家和教授，如：葛林宗、杨天闻、蔡孔长、王烈、黄江、邵向云等十二人组成，分为两次三个山区县。

1985年5月19日我同葛林崇同志带领医疗小分队到永嘉县，当时邵向云同志是市农工党副主委，又是永嘉县医院副院长，同我们一起来到岩头镇，很多病人早就等着，医师们下汽车就给群众看病，时间每天不是八小时，而是十几小时，病人有的自己走来，有的是家人陪同，还有重病人是抬来的，看病的人有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他（她）们早晨很早就来了，不管来多少人，我们当天都要看完。夜里有个别村来人报告，家中有危重病人，我们也及时出诊，在下乡期间，医生没有休息时间，吃饭还要抢时间，从岩头到碧莲再去四川镇，每个地方要驻上2—3天。

永嘉县山区乡镇共七天，吃、住、工作都在农村，据不完全统计，给农民看病372人，举办医学讲座12次，老人保健讲座3次，实行示范手术2例，为疑难病症会诊58例，专家们为当地医务人员分析病例及个别辅导14次。

1985年10月7日医疗小分队赴泰顺、文成县，这次专家、教授有12人，共8天，其中蔡孔长和夫人朱质文也参加，蔡主任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来泰顺县，当时学校迁移泰顺县司前镇。蔡的家乡是温岭县，经过乐清、永嘉、文成，走山路来泰顺司前镇读书，这次是重来。这一次专家、教授工作量更大，第一是看病、治病；第二是教授分科室给二个县初级医务人员培训，他们白天看病，晚间上课，普遍反映这个医疗小分队成员医疗水平高，都是名医，到温州市医院看病不一定能找到他们。群众很高兴，县医务人员业务水平也有所提高。

以上三个县医疗扶贫体会到，市政协领导决策是对的，符合上级指示；三个县的领导也满意，群众更是欢迎。治好病恢复健康的农民是高兴的；专家和教授感到虽然辛苦，但精神上很充实：体会到山区缺医少药，领导应该认真解决。

视察报告得到省长批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从城市到农村，国营、集体及私人企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尤其是个体经济面广、量大，对温州经济腾飞是做出贡献的。但个别地方也出现假冒产品，有人向省长反映温州瑞安农村有制造假药，省长批示：由省卫生厅检查此事，省卫生厅派出干部到瑞安调查。温州市政协也收到群众来信，市政协领导很重视，组成一个视察小组赴瑞安县，遇见省卫生厅同志，各自说明来意后，大家工作目标是一致的，省卫生厅同志说：“领导要我们回省，你们市政协视察后，将报告抄送一份给卫生厅”。

视察组到马屿区、乡，说明来意，请他们介绍情况，区、乡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说明，确实有做假药。然后，我们到村访问群众，并观看了做假药的全过程，他们的厂房就是农民的家，设备是烧饭的锅，制假药工具是一模具，假药的原料是淀粉加上一点颜色，非常简单，家家都可以做，男女都可以动手。

产品销售有推销员，销售地点有四川省及云南、贵州省几个山区，介绍这个药品叫土霉素，价格低，质量好，感冒发烧吃上土霉素，高烧就退下来了。山区的群众缺医少药，更缺乏对药品的基本知识，听到药品推销员说好，就信以为真买了药。这个推销员在一个地方不能呆时间长，就像在战争年代对敌人打游击战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中国那么大，山区那么多，今年这个省，明年又到另一个省。

听与看后，召开有领导、推销员、制假药农户和基本群众各方面的座谈会，提出：你们对制售假药如何看法？在座谈会议上，暴露出的想法很严重，还不觉得是害人，归纳起来是两个错误观点：第一是现在提倡让农民富起来，这种产品无需高技术，家家都可做产品，也能推销出，是致富的好办法。第二是假药无害论。它是用淀粉做的，没有毒，人吃下去不会毒死，言外之意还要继续干。

针对以上两种谬论进行批驳，第一是上级指示要农民富起来是对的，靠劳动致富也是对的，但不能用假冒产品来致富，那就是错的，用骗人的办法来致富是绝对不允许的，是犯法。第二个谬论，假药无害论更是错误的，如果病人发高烧，吃上真的土霉素，过几天高烧退下，病人就能恢复健康，吃上假土霉素，高烧不退会影响全身，而且还会引起其它毛病，不仅不能预期恢复，更会加重病情，个别的会有死亡可能，制售假药不是无害论，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与区、乡领导统一了认识，明确几种处理办法，第一，坚决取缔假药市场。第二，对多数人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制售假药是害人行为。第三，对个别的首要分子，要严肃处理，绝不能手软。

以上报告给温州市领导，抄一份给省卫生厅。之后来电说：转报给省府领导，省长批示肯定。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回顾过去，市政协在中共温州市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温州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现在，人民政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及助推温州市的全面发展，必定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2019年6月

(韩公俊：温州市政协第三、四、五届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