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蜡纸厂是温州市最早的、也是第一个国营工厂，创建于1949年8月。在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的1951年秋，就发展到600余人。在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培养干部、积累资金，为温州市工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一、灯塔牌蜡纸诞生

温州蜡纸厂前身是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办的“永嘉文化服务社温州造纸厂”，规模很小，仅80多人，专产原纸（蜡纸坯）。温州解放时已停产数月，温州市军管会即予接收，派周庆林同志（南下干部）为负责人，决定自产蜡纸。因尚无办厂经验，市军管会选聘稍知蜡纸生产的樊健生为副厂长（委任令附后），产品取名“灯塔牌”蜡纸，预定月产二千筒。上级拨款300万元（旧币，即300元）作建厂经费，于1949年8月1日开工生产，厂名为公营温州蜡纸厂。

不久，周庆林调回市府，改派杜林同志（南下干部）任厂长。为加强领导力量，于10月又调我任该厂军代表。

二、蜡纸款被贪

新中国刚建立，蜡纸需求量很少，再加初创时期办厂缺经验，蜡纸质量差，产品积压，致新建工厂困难重重。当务之急是提高质量，拓展销路。

经厂部决定，1950年初由我带干部池士申等，去上海建立“温州蜡纸厂驻沪办事处” （后来改为温州市沪办，最后改变为省属浙江省驻沪办事处），开拓上海市场。又派王孝德去广州。应明标等挑着蜡纸到省内台州等地区上门推销。1950年夏，又派工人彭阿池云福州拓展闽南市场。

彭阿池是平阳人，在厂表现不错，又会闽语及普通话。动身时，很多工友在门口送他上路，望能找到销路助厂走出困境。当时去福州全靠走路，没有汽车，彭挑着蜡纸步行，可谓十分辛苦。

到福州后很快找到销路，汇回货款，还催继续发货，全厂很是欣慰。但好景不常，两个多月没有汇款，也无音信，我们十分焦急。经打听才证实，彭将810元（当时可购八千斤大米）货款赌博了。我们即向市政府作汇报。

三、去福州抓贪犯

对于本市第一个国营厂资财被贪，市府非常重视，曾绍文副市长即召集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文达及工商局科长曾启江，研究后决定派我去福州缉拿彭阿池（厂内南下干部权勤亮同行），力求追回货款。

建国初法制不健全，以为有了市府介绍信就可捕人，但到福建省公安厅时，才知道国家已有新规定，即抓人须按逮捕证。省公安厅对彭阿池赌博劣跡非常了解（有便衣监视南台的几个赌窟），并申明有了逮捕证即可协助抓人。但是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温州的逮捕证，权勤亮同志只好先返温州（坐汽车经南平、龙泉回温），我仍留福州续做推销工作。

1950年4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为加强边防，党中央动员青年参军。此时的彭阿池，已将货款赌博殆尽，混不下去，他决定回平阳老家，扬言要去参军。公安厅便衣同志向我们通报彭要离开福州回温州了。我们在福州数月，没有完成缉拿任务，只好无功而返。

四、海船遇险情

我们是乘小汽轮去福州的。那时台海局势虽仍紧张，还是有私船冒险云做生意。我们所乘的船是公安局选好的，并同船东约定：有二人去福州办案，力保二人安全。他亦要求途中必须听船老大安排，航程中若有异情绝不可乱动开枪（我二人都带手枪）。

小轮排水量约百吨，满载棉纱，仅我二人乘客，傍晚登船夜间航行，只能在近海隐蔽前进，避免台湾蒋军搔扰。在浙闽交界的沙埕口曾遇大风浪，船体颠簸厉害，老权呕吐不止，我亦无法动弹，不能入睡。

次日天蒙蒙亮，已近闽江口处琅岐岛时，异常情况真的出现了。距我船约二三百米的岸上，散着极多士兵，军衣似黄非绿（天蒙亮看不清），竟连续向我船开枪，似示意停船，船老大紧急令助手升起五星红旗，以示是新中国船只。那知升国旗后，枪声更密集射来，“看来岸上不是解放军”，船老大自言自语，即大叫令大家勿乱动，就开快船冲了过去。枪声渐远，我们幸安然无恙。

六十多年后，我们还想不清楚，岸上究竟是什么部队，福州解放已八九个月了，难道是散兵游勇？也许是国民党败兵还占踞口外马祖岛？

五、步行回温州

温福间海运未通，物资交流靠人力挑运，俗称“担帮”（人力挑运历史已久），赖此谋生的温州人很多聚集在福州。我想我尚年轻(25岁)，可走路回温，也可为厂里节省费用，就决定步行了。

八月间的某天早晨，就跟一温州担邦，从福州南台动身，经过连江、罗源、宁德、福安、柘荣、福鼎，穿过闽浙边界分水岭，到平阳县桥斗门（今桥墩镇），才乘小船回到温州。走了五天半，晚歇客栈，中午饭后立刻上路（若休息就难起步），一切听带路人安排，每天140里全是高山峻岭，确是十分难走。一路上极少行人，仅少数农妇背着长木段上山下山，这是途中唯一旅伴。

六、批判彭阿池

彭阿池离开福州后，于1950年7月回到平阳老家，真的参军了，但蜡纸厂并不知情。

1952年初“三反”运动开始，老工人就想到贪污蜡纸款的彭阿池。全厂600多工人要求严惩（1951年夏各小作坊并入，该厂已成为全市最大的国营工厂）。厂党委即找到解放军某部，将彭暂调回厂接受处理。此时已成为解放军的彭，对于在福州贪污纸款的恶行，已在部队的“三反”运动中坦白交代了。军方申明，再在地方教育批判完全可以，但绝不可再诉诸刑律，以维党的坦白从宽政策。

彭阿池调到厂后，仍着军装，由工人监督，干着打扫卫生等劳役。后在全厂大会上，重新交代了贪用纸款赌博的罪行，受到工人愤怒批判之后，仍回到部队由军方处理。

七、怀念老工友

温蜡厂建厂初期是极度困难的，蜡纸销路差，工资经常发不出，无钱买原料，工人生活很是清苦，而本市的中国蜡纸厂及大明蜡纸厂的工人生活安定，比我们好很多。当时外人有讥笑讲：“公营厂苦得办不下去了（当时尚称公营温州蜡纸厂）……”，对我们压力很大，工人情绪很受影响。我们再三向大家讲明困难是暂时的，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国家支持，一定会办好我市第一个公营厂。经过思想工作，大家深信公营厂前途光明，表示安心生产，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常欠工资怨言少了。食堂有时无米下锅（当时有部分工人由厂供饭），刨皮女工周孟容（大脚人）就向各工友家借米，你一升他二升借来帮助食堂。无钱买菜就暂向新桥市赊购，万不得已时，厂长杜林向市贸易公司（八大公司前身）借来大米解困。总之，大家想尽办法帮厂走出困境，在以刘素真、江山林、王祥庆、孙志杰为代表的全厂工人团结支持下，终于渡过难关，继续生产，为后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对于老工友坚定的深情的支持，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丁立，出身印刷工人，1949年初进入浙南根据地，1949年9月调温州蜡纸厂任军代表，1954年任温州工业局科长。1985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