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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从精英协商到大众协商
【来源:市政协】 【作者:陈晓晔】 【 】 【2018年01月10日】

编者按:什么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走向社会化、大众化有何意义?作者从浙江温州、嘉兴、宁波等地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创新性探索为例,来探讨人民政协把协商民主延伸到基层、乡村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本论文获市政协第九次理论研讨会论文一等奖。特摘选部分内容,供各位学习参考。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要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必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协商民主思潮东渐中国,引起中国政治学者的密切关注,出现了探讨协商民主的热潮。人们从中外协商民主的比较中找到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在浙江省,温州市政协、嘉兴市政协、宁波江东区政协,都从不同的视角,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验和探索了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新收获新成果。

一、协商民主的民间解读和人民政协政治过程的短板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这已经是社会共识,其理由是:人民政协虽然没有决策权,但很靠近核心权力,有法律地位,有权威性。人民政协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大政方针,即国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政策及其重要部署,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财政预算等共14项。人民政协有很高很成熟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除了人民政协这一主渠道外,协商民主还包括行政机关的协商、权力机关的协商、司法机关的协商以及公民社会的协商等。

什么是协商民主?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学者的定义。最早介绍协商民主的政治学者陈家刚认定:“所谓协商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平等自由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提出各种相关理由,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学者的定义讲求严密的逻辑和审慎的表达,且注重该范畴与相似范畴的区别性特征,但往往让人难以直观地把握。另一种定义是民间的解读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就是民间话语体系中的协商民主。

有人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始于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这里的“协商民主”应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它的尝试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时期。宏观的协商民主,在我国则有悠久的历久。在先秦典籍里,找到协商民主的案例并不难。西汉的盐铁会议,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协商会议。汉武帝为解决财政不足,推行多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如“盐铁官营”等。这些措施引发了社会矛盾。御史大夫桑弘羊支持汉武帝的政策,辅政大臣霍光则主张政府让利于民,要体恤民情。于是,朝廷召集三方人士开大会讨论。桑弘羊为一方,从全国各地召集入京议事的“贤良方正”即儒生为一方,中间方是丞相田千秋。议题除盐铁是否官营外,还有国防政策问题,礼治还是法治问题等。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已见,针锋相对,激烈争论,历时五个月,霍光的主张占了上风,各方都作出了一些妥协让步,形成基本共识,调整了国家经济政策,对恢复经济、缓和社会矛盾起了积极作用。

民间的协商民主也有典型的例子。陕西山阳县有漫川关镇,古时就叫漫川关,是秦楚交界的军事要冲,秦楚两国常在这里拉锯战,故有“朝秦暮楚”之说。经唐朝到明代,这里成了商贸重镇,有码头700米,商铺林立,陕西商人居秦街,湖北商人住楚街,互相争码头,抢生意,矛盾激化,两败俱伤。有周氏大商户召集双方商量,拿几条大板凳,请来者落座,各自提出意见、要求,最后双方议定:镇上上午秦人卖货,下午楚人摆摊,十天一轮换。又上午秦商运货到码头,由楚商运走,下午楚商运货到码头,由秦商运走,十天一轮换。结果整顿了市场秩序,互利共赢。此事被称为“板凳协商”。民意反映:“天大的事,坐下来,板凳靠拢,都能商量得下来。”

长期以来,我国政协重在议大事,国家的大事,地方的大事,基层则没有政协组织。今天,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的增强,政协工作中的短板日益显露,如,政协作为民意机构,在基层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协商有参与而不深入;基本上没有质疑,没有辩证;参与主体实际上不平等,政协会议类似干部大会;委员由推荐产生,缺乏民意代表性;自我欣赏地位超脱,实际上既未超脱,又不接地气。凡此种种,都说明政协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发展、创新,要在新的起点上,开启新的征程。

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创新发展的三个范例

发展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体现。多年来,浙江各地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拓宽了协商民主的领域,为发展和创新协商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温州市政协的“政情民意中间站”。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温州又是商品经济先发地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乐清电气大王郑元忠为代表的“八大王”就是时代的弄潮儿。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更新,使温州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话语表达权和政治参与权。上海、广州等地政协议政与电视媒体联姻的成功实践触发了温州政协的新思路,他们认为,电视开辟聚焦社会热点、注重群众参与、反映百姓心声的新栏目,可以充分发挥电视媒体覆盖面大,受众群体广泛、直观性和参与性强,以及富于渗透力、影响力的突出优势,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非常有效的途径。经过充分筹备,一个名为“政情民意中间站”的电视新栏目呈现在温州的荧屏上。该栏目每期时长35分钟,每周日晚9时黄金时段播出。

“政情民意中间站”的创新,首先是指导思想的创新。它不是一般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歌颂新思想新事物,或者针砭社会弊端,而是真心实意地体现深厚的政协文化,如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激发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允许思想交锋、观点碰撞,又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和谐。同时,“唤起和激励沉默的大多数转变为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社会事务的治理的大多数。”“政情民意中间站”也鼓励参与者针砭时弊,那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提出批评,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表达不满。要促进党政部门倾听民情,了解民意,化解民忧,从而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政情民意中间站”的创新,是节目内容的创新。坚持抓大事、议要事、盯热点、找难点的原则,力求使节目选题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共鸣性,议题不一定来自主流媒体,而主要来自政协组织和委员的“广求诤言”,向党政部门虚心请教,也来自向市民群众的“开门纳谏”,使受众感到节目“与我有关”,“我也有说话”,或者“他说出了我要说的话”。有的选题未必真是“大事”,就在“小题大作”上下功夫。如“城市能不能放鞭炮”,可以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上深入发掘,使节目有厚重感。

其三,“政情民意中间站”的创新,是节目组织策划上的创新。市政协指定专人负责这档新节目,为提高节目质量,专门组织一支学识丰富、工作实践能力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团队参与节目全程策划。现场主体由党政干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三部分组成,三方互动,通过委员和群众代表就城乡人居环境、民生福利、民间借贷等问题的提问、批评、监督,和党政干部的回应,促使问题的解决。因为是随机问答,没有彩排预演,有时干部一方会出现尴尬的局面,群众却往往拍手称快,对这种现象也无需回避。

其四,“政情民意中间站”的创新,是采编和播出方式的创新。它打破电视谈话类节目坐而论道的传统,使之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时,主持人和嘉宾一起走上街头,从街道到公园到社区,零距离倾听百姓呼声;有时走进企业,走进基层,走进民居,一路看一路谈。有时也采用对抗辩论的方式,正反双方争相论理驳难,通过交锋走向沟通和理解。

温州政协的“政情民意中间站”,已经在全国政协系统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嘉兴市政协的“政协委员联络室”。嘉兴市政协根据打造政协工作新平台,推动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的要求,在乡镇创建了政协委员联络室,制订了《政协委员联络室创建工作实施意见》,明确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工作重点和人员职责。继而细化学习制度、视察制度、接待制度和述职制度。联络站不是简单地接待来访,而是政协委员履职的平台,工作重点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发挥政协委员在基层的主体作用,服务于基层群众的民生事务。联络站工作的主题词就是服务,一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如,以智力优势,服务于乡镇教育发展规划的实施。为解决某村茭白生产中的困难,提出富有专业含量的意见建议,并形成社情民意信息。二是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如对村内道路亮灯工程存在的问题发出呼吁,使问题得到解决。三是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成立政协委员慈善基金,与贫困学生结对扶贫。总之,政协委员联络室使原来没有政协影响力的地方感受到人民政协亲民爱民的人性化情怀。

(三)宁波市江东区政协的“网上议政新平台”。互联网被称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宁波市江东区政协捷足先登,让政协的协商民主与互联网结亲,令人耳目一新。江东区政协曾建立公民代表储备库,便于邀请群众代表参加政协的一些会议和视察活动,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实施起来并不理想。于是,他们把思想推向构建网络议政平台。他们的工作得到了通信公司、公安部门的专门技术指导,解决了网站建设和维护的技术的问题。他们经过精心设计,把网站信息分为四个板块:(1)主席约谈模块,含约谈主题介绍、发言提交、发言显示三项。(2)互动对话模块,用于委员与网民谈话交流。(3)网民留言板块,对网民的留言有回应有答复。(4)视频点播模块,使网民通过点播了解政协、关心政协、热爱政协。政协工作进入互联网,民意功能、建言功能、服务功能、宣传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从温州市政协的“政情民意中间站”到嘉兴市政协的“政协委员联络室”,再到宁波市江东区政协的“网上议政新平台”,都可以表明,人民政协不但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也需要实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以上三地的创新实践各具特色,温州市政协的创新突出协商主体的零距离深度对话,加嘉市政协的创新强调政协工作直接为基层服务,宁波市江东区政协的创新,新在协商民主与互联网的结合。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力推协商民主的社会化、大众化。

三、协商民主走向社会化、大众化的政治意义

人民政协把协商民主延伸到基层、乡村,有着权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发展。

第一,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协商民主社会化,打开了一扇权力通向民间的窗口,使之知民情、通民意、解民忧,有利于克服长期执政产生的官僚主义。权力随时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是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不是权力神授,不是权力天赋,不是权力世袭,而是权力民赋。权力一旦失去人民的认可,即失去了合法性基础。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经典的“窑洞对”。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的不说,而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说,大凡初时,人人都勤勉谨慎,用心做事,一旦环境好转了,控制力就趋于薄弱,终于“人亡政息”。他问毛泽东,中共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毛答:“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协商民主走向基层,走向百姓,就是动员最广大的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使权力长治久安。

第二,对人民大众来说,他们本来是天下的主人,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协商民主社会化,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回归。“我国的协商民主、协商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又有影响群众具体利益的各种决策”,协商民主“不仅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而且有利于最大程度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必然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释放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富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就是解放生产力的结果。长期的计划经济造成对生产力的束缚,则是严重的教训。历史告诫我们:务必尊重人民,敬畏人民。如果权力视人民如草芥,人民则视权力如寇仇。这样的权力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第三,对人民政协来说,协商民主走向民间,标志着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将更真实更完美地展示其民意代表的新形象。人民政协曾经有过群贤毕集,指点江山,激浊扬清,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辉煌时期,但后来渐渐被人视为“政治花瓶”、“民主摆设”,此话未必准确,却发人深思。今天,在发展协商民主中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就是“再创大业”、“重塑形象”,人民政协无愧为人民的政协。当人们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人民政协应感到欣慰和自豪。

第四,对社会民生而言,协商民主的社会化、平民化,是社会和谐安定、民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社会的停滞、落后、贫困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有时,社会的改革、进步、富裕也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改革,旧的制度、体制突破了,超越了,废弃了,新的制度、体制还来不及建立起来,或者建立起来还不够完善,因而社会失范不可避免。大量的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未能得到消解,就会积聚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个过程中,民主协商是释放和消解人们不良情绪的减压阀,也是当事人自我调节的有效机制。群众对政府或其他社会现象有意见有要求,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在平和的氛围中得到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在平等讨论和妥协让步中取得共识。用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是维护稳定的战略对策。有人比喻,“战略性对策有些像中药,强调的是调节功能,重视的是防范于未然,重视的是‘食补重于药补’。”我国每年发生各种群体事件十几万起,处理得好坏,与国家稳定和谐密切相关。

温州、嘉兴、宁波江东三地政协对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实践表明,我国的协商民主已经开始从高层协商、精英协商向社会协商、大众协商的方向发展,并找到了新鲜的路径,人们期待着这种创新实践迈开更大的步伐,收获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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