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是中国公共外交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年。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已经从概念普及阶段进入扎实推进阶段。公共外交已经更加细分为城市外交、网络外交、公司外交、宗教外交、价值观外交等等，对这些话题的讨论也在结合“一带一路”等重大外交事件逐步深入。为此，察哈尔秘书处、《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整理出《2015中国公共外交10大观点》，供各位讨论。

赵启正（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

中国公共外交应向世界传播“和主义”

中国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走向的高度关注，在西方媒体主导世界舆论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些论调导致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走向有误解、质疑和担忧。因此，中国需要在继承和发展“和”思想的基础上，向世界传播“和主义”，以此来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问。今天我们谈“中国梦”，不能只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振兴，即中国文化为世界做贡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传播中国思想。我们的“和”只有一个字，简明扼要却内涵丰富，与西方强调“对立”和“分”的观念截然相反，能为世界思想库做宝贵贡献。我们对中国“和”思想的介绍应当是正面论述，而不是以论战的口吻去表达，更不是要批判“民主”“自由”等概念的缺陷，这也恰恰是“和”思想的体现，由此也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心胸、智慧，以及对全人类的博爱。那样，中国就不仅是重要国家，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受钦佩和受尊敬的国家。

（选自赵启正主任发表的文章《向世界传播“和主义”》，《公共外交季刊》第22期，2015年6月5日出版）

韩方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中国应该为孔子学院点赞

不论是在具体的学院运作中，还是在学院对外方大学的影响力方面，孔子学院都不具备影响甚至限制对方大学学术自由的能力。而且，孔子学院作为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奉行的是孔子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是传承中华文化包容合作精神的重要载体，注重的是平等协作，鼓励创新，而非钳制自由。不过，面对来自不同领域和方向的质疑，孔子学院总部对遍布100多个国家的孔子学院的发展也必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质疑，面对质疑，接下来的发展路向又该如何走好呢？关键还在于“吸引力”，即能否激发并持续保持国外公众、大学、社会团体乃至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兴趣，将成为今后孔子学院发展首先要突破的瓶颈。

（选自韩方明主席发表的文章：《孔子学院其实也是“蛮拼的”》，南华早报，2015年1月27日）

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利人利己”的微博外交可以大大方方，不必羞涩

微博外交是一种基于社会网络环境、人人可以参与的全民外交。它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信息竞争、注意力竞争、影响力竞争，需要有意识地积极实践。只有积极倡导者、推动者才有可能赢得竞争、分享影响力份额。微博外交行为主体需要秉持“利人利己”、“共创共赢”的理念才能赢得外国公众的尊敬、建构良性关系，因此，国际行为主体向外国公众传播“利人利己”的价值观是可以大大方方，不必羞涩，也应该受到世界欢迎的。同时，“利人利己”、“共创共赢”的理念有利于向信息纷杂的互联网平台输送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世界和平的“正能量”，并以正能量冲淡、抵消负能量。全民向互联网平台输送“利人利己”的正能量将提升整个国际互联网络的正能量，这是全民外交的重要意义。

（选自钟新教授2015年1月29日在察哈尔圆桌“微博外交理念与实践策略”上的发言）

赵可金（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一带一路”瓶颈不是资金，是懂得公共外交的人才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最关键的不是是否存在风险，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最关键的是由什么样的人实施的问题，面对风险。目前“民心相通”落后于其他“四通”，我们需要把“民心相通”放到首要的位置上。在整合现有资源基础上，依托大学、党校和行政学院等教学培养机构，迅速建立目标明确、机制完善、高效实用的“一带一路”战略性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培养适应“一带一路”要求的一大批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队伍。“一带一路”能否取得成功，最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发现、培养和产生一大批目光敏锐、思想开放和脚踏实地的拓荒者。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科研机构和文化团体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构想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下大力气做好“一带一路”大学联盟、智库网络、人才基地等基础能力开发工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选自赵可金教授发表的文章：《“民心相通”进展慢，“一带一路”瓶颈不是资金，是人才》，澎湃新闻 2015年4月28日）

姚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对外传播传统文化需要对其进行现代化解读，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去阐释中国价值

我们对外传播的形象过分地与西方求同，恐怕不但已经输在起跑线上，而且西方人也不会给予尊重和祝福。西方大国很清楚自己的崛起之路是如何走出来的，与西方强求一致、丧失自身特点，中国只能成为他们警惕与怀疑的眼中钉。遗憾的是，未能深刻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外交理念，恰恰是当下很多机构与专家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落下的关键一课。对外传播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并无不妥，而且十分必要，问题的核心在于传播的方式与内容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地设计与阐释，今天我们喜欢把京剧简单而直接地传播出去，选取一些视听效果突出的选段，打得很热闹，唱得很精彩，却没有去花心思阐释京剧背后所深藏的文化底蕴。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解读，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和技术去阐释中国的深层价值观，而不是只去展示某种物化的符号。如果只是简单地展示传统文化，不对它进行现代化的文本转化，恐怕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

（选自姚遥教授2015年6月27日在察哈尔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公共外交地校论坛”上的发言）

陈雪飞（外交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利用“多元一体”共生格局克服“文化折扣”，传播传统文化

传统民族文化对外传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文化折扣”的意思是，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既定环境，在跨境传播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文化差距的增大而减少。这种文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表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这也就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播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文化折扣”，西方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最简单的文化内容，从而最大化受众群。这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通俗文化经过多年实践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好莱坞的方式对于传播传统文化而言，绝对不是良方。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来说，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主体”自觉性，利用好亲缘文化圈，也就是说，每种文化都要塑造好自己的“多元一体”共生格局。

（选自陈雪飞教授2015年6月27日在察哈尔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公共外交地校论坛”上的发言）

施展（外交学院副教授）：

外交需要的是具有普世精神的价值观，而不只是口号

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必须要提出自己的价值观。第一，如果我们始终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主张的话，就会使其他国家无法对你的相关政策有一个统一的理解，它们就不能对你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判断，人们是无法信任你的。第二，无论大国或是小国，在国际社会上都必须提出某种正当的国际秩序观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定会呈现出某种价值观。价值观外交需要的是具有普世精神的价值观，不必过分在意东西方。我们说普世价值不会是简单的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也不可能脱离西方的价值观。虽然由于西方对国际社会的主导带来的是实质的不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形式正义抛弃掉。我们在对抗实质不正义的过程，在直观上会呈现为中美对抗。假如我们只从短时段来看，这种对抗是不可调解的。一旦把时段放长点来看，中美对抗只是为了实现人类共存普遍秩序中大家不断磨合，最终达到形式正义的过程。

（选自施展教授2015年7月4日在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上的发言）

熊炜（外交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友城模式不再适应网络时代，城市的国际化和网络化是大势所趋

全球化和城镇化是两股不可阻挡的趋势，推动城市国际化的发展。全球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发展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世界各国的城市的形式与功能无不被全球化所改变，同时城市也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城市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当今世界，城市外交实践表现出的一个新特点是，从双边友好城市联系向多边网络化城市国际组织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涌现出更多的多边网络化城市联盟和城市国际组织。不同国家的城市之间通过城市外交网络分享治理经验或进行经济、科技和人文交流，不断提升和促进城市发展和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新型城市化的核心理念，也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外交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们不再只强调城市化的负面影响，而是强调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化，我们依然可以塑造未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城市的国际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使然。

（选自熊炜教授2015年8月20日在“察哈尔圆桌：奥运城市形象与国际化”上的发言）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跨国公司应有着自己的公共外交使命

跨国公司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主体，扮演三重角色：一是行动者，自主决策、组织和实施公共外交活动；二是支持者，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其它行动者的活动；三是受托者，受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开展活动。同时，跨国公司的公共外交使命也是三重的：一是服务于母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二是为东道国公共外交做贡献；三是加入或创建国际组织，开展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对象是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包括政治组织（政党、议会、政府），NGO（环保、人权、劳工、宗教等），媒体（本地、母国、国际），以及国际专业/标准组织。针对不同的对象群体，应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拥有公共外交意识是前提，中国企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元素，企业品牌是国家品牌的元素，企业利益是国家利益的载体。无论是否有意识，企业的跨国经营及其它活动，均会产生公共外交的正面或负面效果。

（选自柯银斌秘书长2015年10月28日在“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外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