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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认识世界,说明中国——2015年温州公共外交协会理事会年会
【录入:温州政协】 【 】 【2017年02月22日】
  吴建民:谢谢徐主席,刚才的介绍实在是不敢当。刚才听了公共外交理事会开会的情况,昨天到了之后,潘主任就向我介绍你们在公共外交里面所取得的成果。参加这个会,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想了四句话。
  第一句话是闻风而动。温州人厉害,我这一辈子在欧洲常驻了15年,在常驻欧洲期间跟温州同胞接触很多,温州同胞实在了不起。闯世界,你们是带头的,你们到世界上做得很好,国家有难的时候温州人首先挺身而出。我在驻外工作期间,国家有什么困难,温州人二话不说,我看了非常感动。2012年3月份赵启正同志到这儿来,他当年担任政协外委会主任的时候,他最早倡导公共外交,作了很多努力。他3月份到温州,5月份温州公共外交协会成立。其实温州人主要是快,看准了马上动,闻风而动,这一点很了不起。
  第二句话是有板有眼。你不仅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所,全国其他地方成立公共外交研究所的比,我看你们行动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怎么样做部署非常清楚。刚才余梅生主席对你们也作了充分的肯定。
  第三句话是发扬优势。海外有68万温州同胞,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你们公共外交协会里面有相当一批是海外华人代表,非常好。杨明在这儿,他们在海外的行动、言论、对社会的贡献,你看这是中国人,这个非常有说明力。你把这股力量发动起来,发扬优势,成绩斐然。从2012年到现在三年时间在全国公共外交当中,各个地市级当中,我看温州是走在前列的,看了这种现象很高兴。
  我今天讲话的题目是《认识世界,说明中国》,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世界;第二,中国;第三,中国故事,实际上是三个问题。我想一个一个讲,刚才征求徐主席的意见,说你们在座的愿意提问题,我非常愿意跟大家直接交流,你们有问题我愿意回答。
  一、认识世界
  2013年底的时候,央视有一个节目叫做《百家讲坛》,当时《百家讲坛》在播西汉刘向写的三十几篇《战国策》,请了一批大学教授在那里点评,他怎么想到的呢?跑来找我,说:“吴大使,你能不能点评一下《战国策》?”我听了之后开始很犹豫,我心想我又不是学历史的,我搞外交的,评《战略策》肯定评不过那些大学教授们,肯定不如他们,要我去评怎么评。但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句话把我打断,他说:“《战国策》讲的是外交,你搞的是外交,能不能从今天这个角度来评一下《战国策》?”这句话把我打动了,他要我去评点《战国策》,我得把那段历史好好地熟悉一下。
  年轻时候给周总理做翻译,他说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真是这样子,学习是无止境的。我把这段历史很好地看了看,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这549年当中称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外交非常重要,诞生了一批今天来看也是很了不起的外交家,苏秦、张仪、范蠡这些人有勇有谋,胸有大局,很了不起。但是一个现象出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外交不重要了。
  中国历史上一共494个皇帝,除个别例外,这些皇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小的时候读中国历史觉得很窝囊,我们五千年文明很了不起,在近代受欺负。外国人打中国当然不对,但是你把这个问题再往深推一步,他打来你为什么打不过它,你打过它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为什么?落后了。怎么落后的?根本原因在这里,眼睛向内,不看世界。
  我从这个角度上讲,你们温州人了不起,中华民族当中温州人走向世界是比较早的,当然你们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地方地少、资源不多,为了生路走向世界,这是各种原因。但是走向世界以后,你们带来很多好东西。眼睛不看世界,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曾经有过非常了不起的机遇,但是机遇给中国人自己丢掉了,想想让人痛心疾首。最突出的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这件事情大家都讲,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首先讲的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先讲的,然后中国人回过头去研究,郑和下西洋那些材料后来全烧掉了,这个就是历史。郑和1405-1433年七下西洋,到了东南亚,到了中近东地区,进入印度洋,最远到东非,当时浩浩荡荡的船队。
  我这次去新加坡,他们搞了个丝绸之路展览,郑和的宝船的一个正面,非常大的一个正面。你看看当时中国,1405年的时候,当时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我们造船技术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郑和造的船,用今天的术语叫做Flag ship,私定做的。叫郑和,翻译成外文就是海军上将、海军司令,他做的。装多少人?1000人。你想想1405年中国人造这么大船。新加坡搞了个展览,把那个船切面,好大!七下西洋,他们说这个卷帙200多首,上面28000人,多么庞大!七下西洋,浩浩荡荡,跟世界进行交流,取得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但是这些都没有留下来。
  你比较一下哥伦布,因为过去世界大变化是从大航海开始的,大航海是从中国人开始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的皇帝做了一个海禁的决定,不许下海了,违者砍头。这样中国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烂在海里面了,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搁置了,不许下海了,造船技术还有什么用。
  比较一下,现在世界讲大变化从大航海开始,人家首先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492年,比郑和晚了87年。1492年他发现新大陆时是3艘船,船上87人,跟郑和的庞大舰队没办法比较。但是全世界历史学家都是这个看法,如果当时中国人沿着郑和下西洋这条道路走下去,意味着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向世界绝好的大发展机会,这个机会中国人没有抓住,丢了。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历史要改写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的路大家很清楚,可以批评他搞殖民主义,但是他把世界连成一起了。
  这么好的机给中国人丢掉了,什么原因?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2000多年形成的强大惯性。我觉得大家要注意这个现象,人都是生活在惯性当中。惯性相当可怕的,因为形成一种惯性,你到时候就这么做了,不会问为什么,习惯成自然。在座的诸位,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包括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很多惯性,有些好的,有些不好的,但是人们不知不觉,这是一个。
  再看一看,中国应当说还有几次机会给中国人丢掉了。第二次中国可以开放的机会是清朝初年康乾盛世,应当说是在中国几千年王朝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满清的皇帝,少数民族当皇帝跟汉族当皇帝不一样,满族人当皇帝是马背上的民族,非常注重开疆拓土,汉朝人当皇帝开疆拓土的精神比他们要差。清朝的皇帝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增加了890万平方公里,这是事实。
  当然后来由于满清的衰落,中国就衰落了,外蒙古丢掉了,沙俄割去150万平方公里,丢掉300万平方公里,我们还有590万平方公里。我们今天960万平方公里,这590万平方公里很大的,满清的皇帝这一点应当说给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得记住这个东西。
  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的皇帝要勤勉得多,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之后,他非常注意吸取明朝没落的教训,皇帝本身非常勤勉,早上四五点钟就上朝了,比我们现在上班还早,处理朝政,皇帝非常勤勉。康熙大帝当皇帝很有意思,因为他得过天花,当时的天花还没有办法治。汤若望给清朝的统治者出了个点子,说选他,他得过天花,有免疫功能。他是这样当上皇帝的,上朝很早。在中国统一当中,康熙大帝的功劳很大,特别是镇压准格尔叛乱,准格尔在蒙古、新疆这块地方叛乱了几十年,最后怎么把他镇压叛乱下去的?从国外引进了两千洋枪热兵器,热兵器比冷兵器杀伤能力强多了,最后统一了中国。
  康熙大帝也很开明,他身边有一些外国的传教士给他当顾问,他请他们给他讲现代科学知识。你想想看,康熙大帝这个时候能请外国人给他讲现代科学知识,非常开明的。几个月前我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起吃饭,他说当年清朝的时候,住在故宫里的外国人有100多个人。100多人在里面,他跟清朝皇帝们讲一些情况。
  康熙大帝疟疾是外国传教士给他吃奎宁治好的。据说康熙大帝喜欢喝红葡萄酒,他觉得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康熙大帝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61年,很了不起的皇帝。他从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外国顾问给他提一些东西,提提建议或什么东西。毛主席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座有年轻人,这是一个方法,毛主席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你对这个人评价,你要比较。
  康熙大帝很了不起,同时期世界上有哪个皇帝,哪个统治者可以跟康熙大帝比一比的?要比的就是沙俄的彼得大帝。这两个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康熙大帝是1654年生的,彼得大帝是1672年生的,康熙大帝比他大18岁,康熙大帝去世1722年,彼得大帝是1725年,差不多。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很小当皇帝,康熙大帝8岁当皇帝,彼得大帝10岁当沙皇,年龄也差不多,你看看这两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君主。
  你今天到普京总统的办公室,就是一个人的画像——彼得大帝。为什么斯大林、列宁通通没有?就是彼得大帝的画像,他很了不起。这个人你比较一下,他在当皇帝之后,20多岁的时候,他旁边一个重臣叫弗朗斯·卢福(音),这个人原籍是日内瓦的,后来到俄罗斯去当了海军上将。他给彼得大帝出了一个点子,说“陛下,欧洲现在进步得很快,你是不是去考察一下?考察一下对你如何来治理沙皇俄国有很大的帮助。”
  彼得大帝听了他的话,到欧洲考察了一年半时间,他不是像访问走马看花,他是深入地去看。他怕以彼得大帝的身份官方代表团去,人家不让他看真实情况,结果他化名微服私访,带了200多人,到欧洲去看他们的情况。
  我当大使第一次是1994年到荷兰去当大使,9月去荷兰,在荷兰干了一年。因为当时中国和荷兰关系有一段曲折,80年代荷兰向台湾卖潜艇,邓小平很生气,原来中国、荷兰是大使级外交关系,后来降为代办级外交关系,这个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台湾售武器的问题,中国人非常敏感。
  我去了之后,我就想中国与荷兰的关系,临走之前领导也交代了,两国的经贸关系如何发展上去。因为售台湾武器有政治原因,更多是经济原因。如果把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就会小得多。结果到了荷兰之后,我对大公司特别重视。荷兰的政治首都在海牙,经济首都在阿姆斯特丹,很多活动,包括女王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大公司总部全在阿姆斯特丹。
  我去了之后,跟大公司接触很多。有一次我到阿姆斯特丹拜会一个大公司的领导,我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中国的发展情况,同时他向我介绍了公司的长处。我觉得双方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接触的时候他说:“吴大使,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你肯定会感兴趣。我说:“什么地方,带我去看什么?”
  当年彼得大帝在阿姆斯特但一个造船厂的工作车间,他们把它保留下来了。他说彼得在这里工作半年,当木工。皇帝这一点很了不起,他去这儿当木工,他当船上深入地考察一年半。我说他在这儿干得很么样?他说干得非常好。皇帝能有这样子很了不起,深入地考察,考察完回到俄罗斯之后改革开放。我们现在用的措施他全用了,走出去、引进来,引进外国的人才、资本、技术,派贵族的子弟到欧洲去学习,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手上走上了崛起之路,很了不起。
  彼得大帝是1725年死的,怎么死的?这个事情想想也蛮有意思的。1724年秋天,他到圣彼得堡去视察,到了海边发现一个人掉到海里去了。彼得大帝衣服一脱就跳海救人去了,人是救上来了,因为是深秋海水很凉,完了就受了凉,风寒之后一病不起,1725年就死了。你想这件事情,仔细分析很有意思,中国会发生吗?绝对不会发生,皇帝要去救人,早被太监拉住了,绝对不会让他去的。他为什么会去呢?这就是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对人生命的重视,启动运动很重要的是对人的的重视,对人生命的重视。他受了这个影响,他这个皇帝可以去下海救人。
  这两个人,如果康熙大帝在世的时候,他能像彼得大帝一样往前再走一步,开放,那个时候中国的GDP全国第一,到1820年的时候,中国GDP赚全球三分之一。如果他那个时候对外开放,向欧洲学习好的东西,那我们后来受屈辱的历史也不可能发生。这个机会被我们自己丢掉了。
  还有一次机会,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鸦片战争挨打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不讲。1792-179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了一个他最优秀的外交官马戛而尼到中国来待了两年,到中国来干吗?他带了乔治三世的一封亲笔信给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信里面提出了八点要求。其中最核心两条,第一条是跟中国互设大使馆,中国到伦敦去设大使馆,他到北京设大使馆;第二条是跟中国通商。这两条照理讲,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是大英帝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同一个国家建立一种相对平等关系的尝试。
  结果到了中国来,中国人第一步就吵得一塌糊涂。他要见乾隆,我们就说见乾隆必须三拜九叩。英国人听毛了,他说我见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跪半条腿,见乾隆皇帝要三拜九叩,不干,吵来吵去吵了几个月。你看中国人这个时候迂腐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世界,一定要人家这样。
  后来负责跟他打交道的清朝官员也觉得太过分了,一比较,稍微了解了世界,就要求人家也这样,太过分了。然后就跟皇帝扯了个谎,说洋鬼子跟中国人腿不一样,他腿打不了弯。今天听起来是笑话,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人还在讲,洋鬼子好打,他腿打不了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他当时很想见一见乾隆,递交一封信,这个信通过别人递上去了,乾隆后来见了。
  清朝皇帝上朝很早,早上四五点钟就上朝了,把他两三点钟叫起来上朝,上朝的仪式很多,乾隆皇帝赏给他两碗菜、一碗酒喝掉,也不谈话,就这么完了。这个信递上去,几条要求,断然拒绝。建立外交关系,欧洲的小国多如牛毛,都跟你英国一样到这里来建个使馆,不胜其烦,算了,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你想想看。第二,通商,互通有无。我大清帝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中国人这个时候狂妄到什么程度,乾隆皇帝应当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但是这个时候他也这样子,拒绝了。
  两年后,马戛尔尼走的时候在沿海看了看,中国当时海军装备根本不行,比他差好多,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三次机会,这个时候如果中国人变一变,后来历史肯定也要改写。历史上很好的机会,被中国人自己丢掉了,为什么不看世界,不认识世界?中国人世界的关系太重要了。这是远一点的时候。
  我再讲一点现代,讲三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凡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正确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方针也比较正确,我们的事业就大踏步前进。凡是中国人对世界误判的时候,国内的方针也出问题,那我们就倒大霉了。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946年4月当时毛主席看到,考虑到国内、国外的情况,毛主席党内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选》三卷里面可以查到,这个文章不长,一页半纸,非常了不起。因为1946年4月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二战结束之后,蒋介石给毛主席发了三个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去谈判。党内当时争论很激烈,鸿门宴,毛主席去了可能回不来。但是最后考虑再三,毛主席去了,美国人出面担保,毛主席去的时候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到重庆去谈判,担保。
  当时谈的还不错,签订了《双十协定》,人们以为和平会降临在中国,但是这个时候情况不一样,蒋介石磨刀霍霍。1946年4月的时候,冷战、两极格局的对峙局面已经出现了,世界上跟中国党内、中国国内议论纷纷。三大问题:第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美苏会不会妥协?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人民斗争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非常关键。
  毛主席在1946年4月写了一篇短的文章当中,对三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推迟,一时打不起来。第二,会不会妥协?毛主席的估计非常对,他说迟早会妥协,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的人民斗争该怎么办?毛主席的方针是坚决斗下去。他说反动派对于人民民主的方针是,能够现在消灭的现在消灭,现在消灭不了的,等待时机将来消灭,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这三条一页半纸作了明确的回答,统一了党内的思想。
  1946年6月国民党158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内战全面爆发。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对世界认识准了,国内方针对了,那我们的事业也就势如破竹,大踏步前进。这是对世界认识正确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有认识错的时候。
  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学三年级,中央全会发表公报,我们大学生都去学习。因为是修外语的,所以对公报里面关于对国际部分比较注意。公报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年纪大一点的同志知道,两句话是毛主席的。当时大学生学这些东西非常开心,今天不讲了,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很喜欢讲世界革命。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感觉出来好像世界革命成功之日不会太遥远,非常开心。
  195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外交部录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观察世界。这个期间我大概在海外前后驻了25年,美国驻了10年,欧洲驻了15年。到了外交部,到了海外,接触的信息多起来了,再回头一看,1958年的时候是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吗?你们在座的诸位有些在西方世界待过,你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这个估计完全错误,1958年不论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是大发展的时候,人家大发展的时候,我们说它一天天烂下去,完全错了。
  年纪大一点的知道,国内方针是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中国人那个时候思想错误发疯一样,7000万人去炼钢,破坏了多少资源,大炼钢铁怎么起来的?1958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主席高兴起来,说1958年的钢产量应当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你们想一下,1958年夏天,一年过了2/3,在1/3的时间里面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多少了?1070万吨钢。今天不多,今天宝钢都可以生产这么多,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管了,大炼钢铁,全民炼钢,这钢是全民炼的吗?
  当时我在大学三年级,我们外语学院篮球场挖了,修了两个土的炼钢炉,我还是炉长。炼钢什么东西?用什么原料?都是砸碎的生铁的锅。中国人吃饭、做饭的锅很多是生铁做的,都是砸碎的。哪来那么多砸碎的生铁的锅呢?1958年的舆论非常厉害,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放开肚皮吃饭》,大家觉得粮食吃不完,可以放开肚皮吃,人民公社搞食堂吃,大家都到食堂里吃,放开肚皮吃。放开肚皮吃饭在今天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了,吃得太胖不好。
  1958年人民共和国成立9年,这个时候很有吸引力,为什么?你想想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力是什么?饥饿,没饭吃起来造反。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饥饿,1949年之前中国5亿人口中4亿没饭吃,才起来闹革命。1958年一篇文章《放开肚皮吃饭》,举国欢腾,很开心,都是去吃食堂。当时一种舆论很厉害,吃食堂是进步的、革命的,一家一户做饭是落后的、保守的,所以把很多锅给砸了,就是这么来的。
  我是1955年从南京去北京上大学,我父母1956年到西安去工作,在西安郊区一个建筑材料厂,我父亲当汽车司机,我们是多子女家庭,我父母8个孩子。当时宣传“吃食堂是进步的、革命的,一家一户是保守的”,我下面的弟弟回家把家里的锅给砸了。所谓生铁的锅,就是这么来的,我看了这片全部是砸碎生铁的锅。我是修外语的,不是钢铁学院的,后来就炼钢了。到了1958年年底宣布炼出1106万吨钢,再一核实,300万吨是废钢,当时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当时大炼钢铁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开心,这个时候外语学院不知道怎么搞的,从哪儿弄了一点钱,晚上吃夜餐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1958年我19岁,那个时候炼钢也蛮累的,到了晚上肚皮很饿,放开肚皮吃饭很开心。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好多地方没饭吃,死了多少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8年之前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1959、1960、1961年三年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减少一千多万,这个数字后面让人很难过,这个数字后面是什么?说明什么?世界看错了,国内方针错了,我们就倒大霉了。
  20年之后,1978年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当时有一条很重要的外交行动,去访问日本。1978年4月22日到4月29日,邓小平到日本访问了7天,为什么要访问?他的由头是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外交上如果要换批准书,换文了,两国立法机关的批准书交换了,这个条约就生效。邓小平去的由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所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9年10月23日生效的,因为换文了。
  这个时候邓小平的主要目的,一是做日本的工作,因为当时日本第二大经济体,是我们的劲敌。两国关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跟日本关系很重要,所以邓小平去了之后做了日本各界的工作,政界、企业界、各个政党的工作都做了很多。邓小平看了一下日本的企业,,,,,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特点是很注重时机。
  1974年4月毛主席让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他去纽约待的时间不长,就是一个星期,中国有一个周末。邓小平喜欢散步,早上要散步,当时安全原因,钱也不多,就住在我们代表团里。当时我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把一个汽车旅馆买下来了,一个板楼,邓小平住在10楼,10楼的房子也很简单。邓小平喜欢散步,我们那个代表团也没有院子,他也不能跑到大街去散步,他早上起来就在那个走廊来回走,那个走廊也不长,邓小平起来散步。
  那个时候外交官出去二人通行,注意安全,外交官不是很自由,周末的时候集团出去出去到公园透透风,因为就两个地方,联合国和代表团这两个地方来回,也没有个院子。周末的时候大家,说出去放放风,叫放风,就跟小平同志建议到公园去走走,透透气。邓小平说不去。去哪儿?华尔街。当时跟小平讲,华尔街没什么看的,都是关门的。关门也要去,这就是邓小平。
  谁陪他去的?唐明照。当年在美国带侨胞的一位党的老同志陪他去的,英文讲得很漂亮,唐明照一口的美国英文讲得非常漂亮,美国情况很熟悉,他陪他去的。当时邓小平一动要惊动美国的保安,他没有惊动美国的保安,就坐黄华大使的车,唐明照陪他到华尔街转了一圈。开始不大理解,为什么去看华尔街?这个时候邓小平在考虑中国的未来,他懂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华尔街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哪怕不进去看,外面看一看他有个印象。
  邓小平很讲究实际,这次访问日本的时候,他除掉去政治会谈之外,各方做工作之外,他看企业,看的第一个企业就是日产汽车制造厂Nissan,在中国有合资企业。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比较,比较日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劳动生产率,二者一比,发现日产是长春的几十倍。邓小平感叹了一句,“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这个话不长,很有意思。
  我当年在荷兰当大使的时候,接待了浙江去的一位地级市的书记。他到荷兰一看,他说荷兰现代化,高楼大厦也不是很多,都是小房子,但是做得很好。我们中国这个城市建了非常多的高楼,人们现代化的观念是要建高楼、马路这种东西。邓小平说,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1978年到现在37年,1978年开了三中全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增强了,必须开放,改革开放,国内方针正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7年大变。我觉得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我们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个时候我们准确认识世界太重要了,千万不能误判,误判要出大毛病。邓小平了不起的地方,对这个世界观察得很仔细,对世界有个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要发生大变化。
  最近过去两年,我到中国国内20多所大学讲过话,大学生跟今天这个情况不一样。因为我在外交学院干了几年,一个人讲时间太长了,他容易走神,需要跟他交流,跟他对话,跟他互动。在大学里面我就问他,你们都讲世界变化,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统领一切的变化是什么?
  我在大学讲,学生们举手发言,说最大变化是全球化,最大变化是金砖国家崛起,最大变化是信息革命,你看现在信息多方便。我对他们讲,你们讲的都是大变化,但是你们都没有答对。最大的变化是时代主题变了,我觉得今天你们在看世界的时候必须抓住这个东西,时代主题变了。
  时代主题变化,什么含义?1916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讲了一番话,后来列宁的论断成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对当时的时代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论断现在回头一看,快一百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对不对?对的,这个论断对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战后在许多国家爆发的风起云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证明他是对的。而且列宁对于时代的论断,对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但是时代的主题跟以前不一样,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
  中国发现时代主题变化的第一任是邓小平,8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讲一个观点。会见外宾,他说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这句话大家都熟悉,我们这些人听了这个话,觉得是了不起的变化,重大的论断。因为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物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现在变成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变了,这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我建议温州的诸位,看世界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从这个角度看,看不太清楚。
  12月12日北京《环球时报》搞了一个论坛,一上来胡锡进主编讲了一下2015年的国际形势,中东的动荡、乌克兰的危机、恐怖袭击、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紧张等等,讲了一堆事情。他的题目也很有意思,“中国求索,世界纠结”。世界纠结翻译成英文,这个世界好像出了大问题。
  后来我在会场发言的时候对胡锡进讲,我说你讲的东一点西一点,这些都是世界面临的问题,但是你对2015年总的判断是什么?世界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胡锡进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你不回答这个问题,不从大局来看,就出问题。
  我随手一翻《环球时报》,大家注意看那个社评,12月12日的社评是什么?错过了巴黎签字的机会,谁也别怨。一听这个话,好像巴黎气候变化谈判要失败了。我说是这样吗?你不从世界大局看问题,抓不住。因为之前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习近平主席应奥巴马要求,刚刚通过电话,为了什么?促进巴黎会议达成协议。这个话讲完之后,巴黎协议达成了,说明什么?时代潮流在推动,什么叫时代主题?时代主题一方面反映一个时期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反映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路径是什么。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革命能解决问题,日本人打来了,你能劝他走吗?劝不了,你把他打走才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帝王制统治,通过改良能解决吗?中国的改良,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了,革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战争与革命能解决问题。今天时代主题变了,战争还能解决问题吗?
  今年9月16日布鲁塞尔开了一个欧洲慕尼黑安全峰会,我去了。欧洲慕尼黑峰会是德国巴伐利亚州资助的,所以巴巴伐利亚州的国务部长一上来致开幕辞,一位女部长,9月16日欧洲面临很大的问题是难民潮、难民危机,对欧洲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她一上来致开幕辞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安全危机,根源是什么?”结果在我之前,有很多美国人讲话,欧洲人讲话,都分析了难民潮情况会带来的影响,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造成难民潮的根源是什么。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都是用英文讲的,我说根源是美国主导在新世纪发动的三场战争打出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把中东、北非的脆弱平衡打破了,中东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无休止的动荡之中,这是难民潮出现的根本原因。
  我这个观点,前两天跟德国大使在三亚聊起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他说你讲的是对的,但是你这个话中国人好讲,德国人不好讲,得罪美国。不久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接受CNN采访,他做了自我批评,当年支持小布什打伊拉克战争7打错了,没想到打出一个伊斯兰国来。伊斯兰国怎么冒出来的?CNN作了一个长篇的报道,伊斯兰国的领导当年被美国人抓住了,关了一段时间,他的伊斯兰国思想就这个时候形成的。中东的脆弱平衡打破之后,中东陷入了动荡,打出来的。战争不解决问题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时代主题变了,但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总觉得战争解决问题。
  2003年小布什下决心要打伊拉克。2003年2月,杨明可能记得,当时希拉克总统在爱丽舍宫给华人华侨过春节,法国总统在总统府为华人华侨过春节,历史上第一次,非常友好,就请了一个大使,就请了我去。事先外交部给我打招呼,“吴大使,亚洲过春节的国家还有一些,但是中国大使就请了你一个,请你不要外传。”我说,“好,我不外传。”到了爱丽舍宫,华人华侨领袖都去了,大家都很开心,因为第一次在总统府为中国人过春节,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过一会儿希拉克来了,那个台子不高,希拉克上台之后第一句话说:“中国大使,吴大使在吗?”找我,我就举手,上去跟他握了个手。总统说:“吴大使,对不起,灯光刺眼,没看见你。”伊拉克讲了一番话,讲得很好,中国人很听得进去,因为他很了解中国文化。杨明知道,总统下来之后没有什么前呼后拥,华人华侨谁跟他照相都可以,来者不拒,照了很多相。到了一定时候,把我拉到一边去,这个时候有人给我照了一张相,很有意思,整个大厅朝那边看,那边就是我跟希拉克站在那儿。
  希拉克对我说:“小布什要打伊拉克,我反对,我认为战争不解决问题,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劝他不要打。”他跟我讲这番话,你今天看,当年法国反对美国打伊拉克是最坚决的。反了之后,美国人非常恼火,当时美国民意多数人支持打,结果是什么?美国出现了反法情绪,美国人吃的油炸土豆条,原来的名字叫French Fries(法国油炸土豆条),后来不喜欢法国人把French Fries改成Freedom Fries(自由土豆条),原来是法国土豆条变成自由土豆条,把法国的葡萄酒往河里倒,你们在电视上有没有看到这个镜头?反法很强烈。但是历史证明希拉克是对的,今天就是战争打出来,请大家注意,战争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时代主题变化带来的结果。
  2014年是世界上跟中国国内大谈战争最狂热的一年。2013年年底出现了一股思潮,英国人发出了2014年跟1914年很相像,你们在英国的一定听到这个,是英国一个著名女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全世界就跟她讲。去年1月22日安倍在达沃斯说,今天的日中关系很像当年的英德关系,这话一出去就着讲,去年又是甲午海战120周年。
  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个大谈战争的热潮,我们一些专家电视台上讨论打起来会怎么样,对方什么武器,我用什么武器,打的结果和怎么样,谈得很热闹。信息化,这个消息都传来传去,西方就出现一个舆论,东亚地区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我不知道在座的人听了这个话什么感觉,我听了很不舒服,中国人也跟着跑,最危险的地区,好像马上要打。
  去年7月份我跟罗援将军在凤凰卫视有一段辩论,你们有些人看到了,他讲得很慷慨,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我问他,“罗援将军,你什么意思?你是要打吗?打仗吗?”我这样问他,他也不敢说。我说你犯了时代的错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战争能解决问题,今天不能解决问题。你看看美国擅长战争,解决什么问题。
  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把台湾澎湖列岛割出去了,赔款开始是赔了两亿两白银,后来因为原来要割让的地方,包括辽东半岛。这个消息一传出来,西方一些列强、欧洲一些列强,很不满意,抗议,日本在压力之下说辽东半岛割出去了,怎么办?中国再多赔三千万两白银,赔款赔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个钱在当时是不得不了的钱,日本七年财政预算,日本是占了大便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天经地义。
  一战德国打败了,割地,德国的领土割出去,占它领土13.5%,人口割出去12.5%。割地,德国海外殖民地200多万平方公里全部丢了,赔款要赔两千多万两,两千多亿马克,在当时战争与革命时代天经地义的。美国打了阿富汗,打了伊拉克,打了利比亚,敢割地赔款吗?阿富汗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喀布尔以南全球第三大铜矿,资源非常丰富,美国人敢强迫阿富汗把这个矿产资源都给它吗?不敢。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处藏量全球第三,美国打了伊拉克敢强迫伊拉克把这些石油都给他吗?不敢。利比亚尤其资源非常丰富,打了之后敢叫利比亚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吗?不敢。为什么不敢?世界进步了,今天21世纪美国再敢做这个事,信息马上传遍全世界,全世界骂你强盗,你会很快垮台。这是世界进步了,战争不解决问题。
  2011年“911”十周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驻经北京记者跑到我那儿去采访,到了我办公室坐下来,第一句话,“吴大使,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你看过去十年你们发展得多好。”中国是“911”最大受益者,中国也有不少人认同这个观点。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网上有人写文章振振有词,乌克兰危机又给中国赢得了十年战略发展期。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又是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去年年底在北京开了个会,俄罗斯人也讲这个会,乌克兰危机中国为受益。
  我当时讲,我听了不舒服,我跟《华盛顿邮报》讲,我不赞成你这个看法,什么原因?你们违背了时代潮流,我们顺了这个潮流。时代主题变化之后,形成了一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我们不仅是“911”之后顺了这股潮流,你们逆了这股潮流。根子在这里,如果说人家倒霉了,中国人就好了,这个观点传出去以后,你看中国人的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就喜欢人家倒霉,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道理讲不通。我们顺应了这个潮流,你们逆了这个潮流,就倒霉了。
  你们注意到没有,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山先生的四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四句话是中山先生1916年9月15日到浙江省海宁看了钱塘大潮写的,看了钱塘大潮汹涌澎湃。1916年中山先生50岁,他是59岁去世的,中山先生50岁应当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他看了钱塘江大潮,结合他对世界的观察,对中国的观察,写下了这四句话。我们“911”之后发展很好,我们顺了这股潮流,美国逆了这股潮流,就倒了大霉。我觉得世界潮流、时代潮流不能小视,看今天的世界必须抓住这个东西,如果抓不住就看偏了,东一点西一点,道理是什么说不清楚。
  时代主题变化对中国影响大不大?太大了。浙江的同志最清楚,改革开放前你们这里不发展的,前线靠海要准备打仗了,三中全会之后决定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没有讲时代主题问题,但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这一条战略性的决定后面包含了一个大的判断,什么判断?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
  如果可预见的将来要打世界大战,那绝对不会这个方针。改革开放前沿海不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发展沿海。改革开放之前,靠近台湾、香港、澳门是最前线,更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四个经济特区,都是靠近台湾、香港、澳门,过去最前线变成了地利,这个是很重要的判断。
  大家再想一想,中国的大发展大概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南巡讲话的时候世界怎么样?苏联垮掉了,东欧发生了剧变。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那是认为会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中国人干什么事情?关上大门,固守阵地。邓小平说什么?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发展大门不仅没关上,开得更大了。1991年中国GDP3700多亿美元,去年多少?4.3万亿美元,大发展是说明小平的决断是何等的英明,根据是时代主题变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看世界非常重要。
  大家再看一看,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讲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们1957年下半年之后耽误了20年,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不改善。这个话讲得非常尖锐,大家想一想,邓小平讲的话是有根据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49年少18公斤,36斤,1949年中国人还在打仗,内战还没结束。我们1978年比1949年还少,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不改善,这是真的,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道,票证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少,这是事实。
  为什么?毛主席误判了时代,时代变了,他是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今天这九个字,青年人听了耳边风一样过去了,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知道,这九个字全中国地动山摇,到处挖洞。浙江大概也挖不少洞,北京挖的洞就更多了,我在北京参加挖洞。毛主席对时代有误判,所以国内方针有问题,耽误了20年发展。小平看准了时代主题变化,国际上大风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大家感觉到中国的大发展。
  我讲这番话就是想说明,准确认识世界太重要了。二次八大之后的中国在一个新的起点之下,我们一定要跟上小平同志的步伐,跟上习主席的步伐,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就是习主席反复强调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的潮流。今天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认识世界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个问题如果看不准,要出问题。
  二、中国
  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今天中国人非常清楚,21世纪中国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中国是如何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习主席比较留有余地,他说我们现在临近世界舞台中心,但是你看今天世界的情况,中国实际上一举一动,世界上都很关注。这次巴黎达成协议,中美起了重要作用,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专门讲了,“正是由于美中达成了协议,推动了会议达成的成果。”已来到世界舞台中心了,你怎么来到世界舞台中心?我想讲这两个问题。
  (一)必须明确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的看法,最大利益就是邓小平作了明确的回答,发展是硬道理。具体到21世纪,中国人的最大利益就是保持发展的势头,什么意思?中国现在取得这样一个发展的势头,大概可能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这么好的发展势头。你们一些人读过《孙子兵法》,里面有一篇专门讲《势篇》,形成一个强大势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好办了,这个势头过去之后再找回来,就不行了。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保持这个势头中国再有30-50年完全起来了。我们现在虽然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真正要起来,再有30-50年中国起来意味着什么?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如果开放的势头中断了,那我们发展的势头就会中断。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了一千多年,封闭了就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大发展就是因为开放改革,如果开放的势头中断了,那你发展的势头就会中断。
  再往前想一点,必须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必须跟世界进行广泛的合作,现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基金、亚投行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同世界的合作。如果中国同世界合作的时候中断了,那我们发展的势头就会中断,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明确了我们最大利益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考虑各种问题的时候才有一个轻重缓急,抓大利益,大战略是跟大利益连在一起的,大利益抓住了,我要什么就非常清楚了。
  (二)中国如何来到世界舞台中心。我想问大家,大家一定会说改革开放,这是对的。回顾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何尝不想开放,1861-1894年的洋务运动就是开放。你看看历史,如果回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当时领导洋务运动这批人大概也不是窝囊废,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恭亲王这批人还是有些本事的。洋务运动,我们今天用的办法,他当时大概都用了,也使中国取得一定的发展势头,要不然北洋水师也没有钱买那么先进的军舰,还是取得发展势头,但是这个发展势头被甲午海战打断。中国第二个发展势头是1927-1937年,我们沿海的民族工业发展的时候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中国今天这个发展势头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什么意思?世界变了,世界进步了,世界进步体现在什么地方?三个方面。第一,你们看看《联合国宪章》,在座的各位,我不考你们了,包括一些领导,你们都没读过《联合国宪章》。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包括中央党校都问过他们,你们读过《联合国宪章》吗?没有几个人举手,寥寥无几。潘主任,搞公共外交得读一下《联合国宪章》,不读《联合国宪章》,对基本东西不大了解。
  我到耶鲁大学发学院讲课,我说你们读过《联合国宪章》吗?手全举起来。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讲课,读过《联合国宪章》,手全举起来了。我到我们大学去,前不久到广东外语大学去,大概200多人,我说读过《联合国宪章》吗?包括现在的校长在内,都没有读过,知识有缺陷。你看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对《联合国宪章》评价多高,《联合国宪章》还是需要读。
  天时,《联合国宪章》了不起,它肯定了主权平等的原则。没有这一条,世界会这样平等吗?联合国签字国50国,现在联合国会员国193个,没有主权平等这一条,会有那么多国家独立吗?为什么取得全世界人民奋斗,包括中国人参与奋斗的结果。
  第二条,我觉得世界进步了,全球化了,你不能不说全球化带来什么生产的要十大要素在全球流动,产品、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流动。全球化之后,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东西出得去,人派得出去,技术引进得来,没有这个中国能发展吗?鸦片战争时候能这样吗?大概不大能,没有主权平等。
  第三条,出现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大家制定,按照规则,中国生产的东西可以卖出去,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能买进来。去年我跟有些所谓专家进行辩论,他说三条岛链把中国封锁死了,好像钓鱼岛就是咽喉,如果不怎么样,他们很主张动手的,拿过来不主张,中国人就完蛋了?是这样子吗?
  我对他们说,当年中国被封锁禁运的滋味你们没有尝过,我说吴某人尝过。1961年我当时在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领导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到法国去开会,当时我常驻布达佩斯,那位同志已经到布拉格了,我们两个人到法国使馆申请签证,过几天回答我们拒签。我今天给法国人讲这个故事,法国人说不好意思,没想到拒签的是未来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出不去。
  我们今天是这样吗?你们在海外的同志都非常清楚,去年走出国门的,出境1.1亿人。中国进口了多少粮食,多少铁矿砂,多少东西,都能进得来,是被封锁死了吗?不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人讲得好像非常严峻,而他讲的严峻情况跟今天的事实都符合的,不是这种原因,全球贸易规则在那儿。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走向走到世界舞台,跟世界进步很有关系,全世界人民奋斗的结果。
  地利什么意思?我们在亚洲,亚洲在战后怎么起来的,特别东亚这块地方?经过五个浪潮起来的。第一个浪潮不得不承认是日本,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结果撞了南墙。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不得不承认,战斗崛起采用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个模式非常符合日本的情况,也符合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日本战后第一个崛起。日本很有意思,在1968年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因为德国没统一,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它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日本首先起来。
  第二个浪潮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他们学了日本的模式,出口导向型发展起来。
  第三个浪潮东南亚联盟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这些国家也是学了这种模式,上个世纪70年代起来了。
  第四个浪潮中国,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了亚洲国家崛起的大潮,我们采取的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模式还是出口导向型。温州最清楚了,你们出口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出得去。
  第五个浪潮印度,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1991年12月李鹏总理去访问印度,那时候30年中国总理第一次去,周总理去了就没去。我当时外交部发言人随行的,去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跟印度的总理拉吉夫谈,他说现在要改革,讲为什么要改革?李鹏总理完全赞成,引了邓小平的话,不改革死路一条。
  这五个浪潮使得亚洲在崛起,你想想看,如果中国不在亚洲,我们能发展起来吗?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渡是痛苦的,我们计划经济那套东西太熟悉了,市场经济不熟悉。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派了多少人去海外学习,到香港学习,到新加坡学习,到日本在学习,我们不在这个地方行吗?特别是到香港、新加坡还能讲中文,去看到这个地方,没有地利中国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第一,中国的发展因为天时世界变了,我们要感恩世界的进步,这个进步是全世界人民奋斗,包括中华民族奋斗的结果。第二,我们在亚洲,我们要感恩这个地区,我们不在这个地区不行。第三,人和,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的政策太重要了,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天时地利都没有用。天时、地利、人和三条加在一起,中国发展起来了。
  三、中国故事
  讲中国故事,我想讲三条。第一,为什么要讲。第二,怎么讲。第三,讲什么。
  为什么要讲?我觉得现在中央提出来办好公共外交,温州人闻风而动非常好,我觉得讲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崛起,我想不会是完全一帆风顺的,我们的崛起可能走过一条面临很多困难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经济重生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我甚至有这样一个判断,我说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这个看法。你们年轻,你们可以看到,威胁论大概不会很快消除,威胁论不可能你写几篇文章就消失了,我不相信,什么原因?三个原因决定的。
  第一个原因,全世界72亿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很有限,多数人会拿历史上大国崛起作为参照书来看中国。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时候总是损人利己,总是侵略扩张,总是带来腥风血雨,你中国为什么例外?这是一条,这个疑虑不大容易消除。
  第二个原因,人们会拿前苏联来套中国,我在国外参加很多会议,跟那些外国朋友熟了,聊起来。他说习主席讲得很好,中国不侵略、不扩张、不称霸。前苏联强大起来就侵略、就扩张、就称霸。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为什么就不一样?你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中国领导中国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得红红火火,在中国威信很高,但是你到世界上看看,共产党的名声相当程度上给当时苏联给败坏了,这个成见不大容易消除。
  第三个原因,中国的崛起是14亿人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十四亿人崛起的先例。欧洲崛起几千万人,美国后来最多几亿人,哪有十四亿人崛起的先例。你块头这么大,你崛起之后肯定会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打破了人家不开心。所以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很有名的外交家,下面给我讲,吴大使,你们小心,人家联合起来对付你们。我认为这个话,对于中国外交危险并没有过去,我们要对这种危险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三个原因,所以中国崛起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困难和误解,不仅是西方媒体讲一点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人们会拿这三条,块头这么大,打破现存利益格局。
  刚才介绍我,我是2003-2007年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当时我想我面临两个选择,因为历任主席全是西方人干的。我当主席两个选择,第一,前任怎么干我怎么干;第二,有点新点子。发展中国家把我推上来了,我得为发展中国家做点事。国展局负责常务的秘书长是西班牙人,我们两人很谈得来,上台之后我就跟人家讲,世博会是好东西,国际展就是办世博会的,办世博会需要经过国际展览大会投票通过,你才有权办世博会。2002年我们申报上海世博会就是这样办的。
  我上台之后跟他商量,我说世博会是好东西,一个国家发展需要它。世博会可以提高知名度,可以促进对外开放,可以推动你同世界的合作,非常好,都想办。我说迄今为止,非洲没有办,伊斯兰世界没有办。伊斯兰世界,你看现在两大文明的冲突对抗,就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冲突,这个事还在继续进行。我说能不能把世博会推向伊斯兰教,我提出个看法,秘书长非常赞成。因为当时国际展览局主席,我每年收到很多国家的访问邀请,我说我们挑两个国家,伊斯兰国家或者非洲的,当时我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摩洛哥,一个突尼斯,他办世博会可能有条件。
  我跟秘书长一起去的,访问了人家,人家非常重视,国际展的名誉主席,他有开道车,部长跟你会谈,政府总理、政府首相跟你见面,很客气。我见摩洛哥首相和突尼斯总理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给我讲了一个问题,“吴主席,我们这个国家纺织品出口是我们的大众,就业人口1/5是因为纺织业。”然后话锋一转,“你能不能给你们中国政府带个信,你们纺织品竞争能力太强了,能不能手下留情。你要把我这个纺织业冲垮了,我这个首相,我这个总理怎么干。”
  我回来之后给政府写了一个报告,你们注意到,后来胡锦涛主席多次讲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贸易要给予照顾。你这么去解释,要真是放开了把它冲垮了之后,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利益格局会打破,人家不会太开心。摩洛哥、突尼斯很早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些国家很友好,他们绝不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但是你打破利益格局,人家不开心。这种情况下,你去讲中国的故事太必要了,人家对你这种疑虑不是很容易打消的,人家的怀疑不容易打消的。
  “一带一路”中国讲了很多,国内到处举行研讨会,今年3月份我到新加坡去讲“一带一路”,人数大概比这少,200多人,在我先作了一篇主旨发言,然后提问题。给我提了18个问题,好多疑虑,你是不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你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范围?你寻求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是什么?
  我一一作了回答,新加坡人看我回答很多问题之后,下来跟我讲,怕我误解,他说小国对于大国的担心、怀疑,甚至恐惧是天生的。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我们是个大国感觉不到,人家有很多疑虑,你做了这个想干什么,他有疑虑。这种情况下人家有疑虑,我们去做工作,疑虑只要减少一分,合作可能性就上升一分,所以讲中国故事太重要了。这是第一,为什么要讲。
  第二,怎么去讲?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层次。第一,听得懂;第二,听得进去;第三,喜欢听,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听得懂,看得懂外文就听得懂吗?不一定,因为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汇,讲了人家听不太懂。
  过去我们讲的科学发展观很重要,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给英国驻华使馆发了一个电报,中国人讲科学发展观什么意思?你们懂外文,Science科学这个词,外国人的理解跟中国人不大一样。Science在外文里面,英文里面,它跟人文Humanity是相对而言的,有一套完整的学问是一个Science。中国讲科学的、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好东西,不完全一样。结果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跟我讲,他给英国写了一个三页纸的电报,讲中国人讲的科学发展观什么意思。不一定听不懂,你别以为翻成外文就听得懂,不一定。习主席讲“四个全面”,我们喜欢简化,你讲“四个全面”他听不懂,非常好的东西,听不懂,所以听得懂很重要。
  听得懂上面,中国人喜欢讲原则,外国人喜欢具体,这个是文化不一样。跟写信一样,中国人写信信封是中国温州什么,然后人是谁。外国是人先当头,倒过来的,这是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对方的文化,这是第一,要听得懂。
  听得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中国现在慢慢强盛起来,我们有些人讲话气比较粗,有的时候有点想教训人家的样子。我年轻时候做翻译,当年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对于大国主义是非常警惕的。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周总理的做法,中方人到齐了,礼宾官去请外国人,中方人到齐了,礼宾官跑来跟总理报告,“总理,我们现在人齐了,我现在叫外宾去叫。”总理眼睛一瞪,“什么叫,请。”当年20几岁当翻译,“叫”和“请”差不多,反正他们来就是了。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接触的工作慢慢多起来。叫是上对下,请是把人家置于平等的地位。
  毛主席对大国主义也是非常警惕的。1967年我给他做翻译,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理访问中国,毛主席见。1967年中国人在搞文化大革命,兵荒马乱。我们代办大使全回来了,代办举行国庆招待会,请对方的领导人出席,领导人很高兴,两国关系很好,同意出席,然后双方交换讲话稿。1967年我们代办就人家把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东西全部写进去,人家我家国家领导人不愿意,他很反感,然后代办就对人家发脾气,很不高兴。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当时的总理叫努马扎莱,毛主席首先道歉,代办做法完全错误,不代表我们的意见。他讲了一句,我今天还记得,“搞大国主义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都主张整一整。”毛主席很讨厌大国主义。
  今天的中国人,我们讲话的口气,大国跟小国,我们是一个大国,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不要说你讲话了,你一个手势,小国很敏感的,这点非常重要,要是一种气势。我在法国见了很多代表团,我也不敢点名,点名得罪人,他到法国一看,说吴大使,巴黎有什么,都是旧楼,没有什么新楼。我对他说,这个旧楼比你新楼还值钱。这话出去不得了,这个不行,这种情绪人家反感,一反感下面听不进去了。
  我们讲话喜欢大词,我觉得受文化大革命“九评”的影响很厉害。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当时我们批判当年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一封信,我们对这封信的评论“九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大批判的口气,没有任何余地,非黑即白。“九评”你们仔细看看,后来赫鲁晓夫垮台了,我们中国人以为是我们批垮他的,是他内部把他弄垮的。
  “九评”受害者是谁?中国人。中国在起来革命的时候,我们思想非常活跃,毛主席很有创造性,“九评”把中国人的思想弄僵化了,搞成这个样子。“九评”实际上文章写得很好,当时我驻布达佩斯,国内发通知,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信息革命,都能看到,我们要听广播,买一个好的收音机听广播,那个文章写得很好,听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九评”的不行,文化大革命那些做法不行,我觉得要讲道理,最强大的不是凶。
  今年3月份我到国防大学去讲话,正好他们有人问到了外交软与硬的问题。我是不太客气,国防大学几十个将军, 300多人听我讲话。我说你们有些人认为外交软,软和硬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为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30多年中国大发展,没有在中央领导下的外交创了这么好条件,你能发展吗?搞一辈子外交,你说硬容易还是软容易?硬的,拍桌子、举拳头,3岁小孩都会,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那不要外交,那有什么外交。难的是软,讲道理服人,甚至对手不能不承认你讲的道理是在理,难的是这个。我说,国防大学你们知道外交大权在中央,哪一个外交行动是外交部自作主张,都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你们如果对外交有意见,你给中央提,不要拿外交部出气,光说外交部怎么样,那有什么本事。国防大学听我讲话之后,后来校长对我说,我们现在没有人说外交部软的。
  这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讲,怎么讲,要讲得有道理,人家觉得你讲得在理,不是凶。为什么要讲?怎么讲?我觉得讲道理,讲什么?你看看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威胁,你起来他担心。
  我在驻外从1994-2003年当了9年大使,外国人熟了都问,吴大使,你们这么长的时间保持高速增长,秘密是什么?当然我可以讲改革开放,这个听不明白。然后我给他讲南存辉的故事,这个非常具体。我想南存辉这样的人,中国有好多。你看南存辉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水利工程,绳子断了,机器水泵掉下来把父亲腿砸断了,他辍学担负起养家糊口的任务,开始当鞋匠,后来街上买个低压电器,他就开始卖,后来自己造。
  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提供的发展空间。一讲南存辉的故事听明白了,我觉得你们,特别是温州要讲这样的故事,讲你自己的故事,讲你身边人的故事。中国人起来是这样起来的,我想我们30多年大发展,没有偷人家的,没有抢人家的,中国人靠自己劳动起来的。这个不是威胁,而且中国起来之后给世界带来好处。
  一定要讲这样的故事,同时要讲中国改革的故事。时代主题变化了之后,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什么?请大家注意,进入新世纪,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都失败了。这个不是我讲的,索罗斯讲的。两年前我们一起参加国际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一篇讲话,说“颜色革命”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时代过去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过去了,今天这个时代要推动国家进步,靠什么?靠改革,讲改革的故事,这个很有说明力。
  法国每年7月份在普罗旺斯搞一个经济学家开会,这个时候法国的、欧洲的、世界的经济学家跑去,然后让我参加讨论会,讲人口带来的问题。技术发展、人口因素都会带来这个问题,技术发展了会带来冲击,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冲击。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体制会带来冲击,他就给5分钟,大家知道中国人是很勤快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搞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个把中国人养懒了,不干活了。但是我们一改革就不一样了,你看中国30多年大发展。
  然后我举了个例子,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我是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坐了你们的高速火车。我当时坐的时候,高速火车非常好,一小时300公里,多快。我当时坐在火车上说,这么好的东西,我大概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不会有了。我说你们1986年建高速火车,现在的历程大概2000多公里,我们中国从2008年开始建高速火车,现在16000公里,高速火车改变了中国,我们是跟你们学的。靠什么?改革。怎么改?打破了大锅饭,这就变了。
  我话锋一转,我说你们法国国家大包大揽,法国社会保障体系太丰厚了,不干活把人养懒了,这个是高水平的平均主义,我一讲下面疯狂鼓掌、吹口哨。最后我说我们相信法国人政治家有智慧,有能力,将来在法国进行必要的改革。五分钟讲话,五六次被掌声打断,吹口哨,主持人说吴大使,你成明星了。
  讲改革的故事有说明力,世界进步需要改革,中国占了改革的先机,我们1978年就改革了。讲改革的故事,讲中国如何起来的故事,讲你身边的故事,让世界减少对中国的疑虑。我想温州有很大的优势,海外那么多华人,讲这些故事,讲具体的故事,我想一定能够充分发挥你们的优势,公共外交一定会做出自己的特色。
  就讲到这儿,还有一分钟时间,你们愿意提问题,我愿意回答。谢谢大家!
  
  徐育斐:大家有没有提问的,非常难得的机会。
  
  提问1:吴大使,您好!我是来自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的记者。作为国内地市级被收购的第一家境外媒体,我们《欧华联合时报》自收购以后,做了一系列“一带一路”中国百强品牌世界型的活动,今年我们去了意大利米兰世博会,明年将会去世界更多国家开展活动。我的问题是想问一下,对于这样一家境外媒体,您觉得我们的工作发展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谢谢!
  
  吴建民:你们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提问1:碰到最困难的问题可能就是,怎么样把中国的品牌打到世界上。
  
  吴建民:你讲中国品牌什么意思?
  
  提问1:中国品牌,我们是把温州的品牌、温州的企业带到世界,让世界知道我们温州制造。
  
  吴建民:我是这样看的,这个品牌你想想看。我有一次跟李书福聊天,他收购了沃尔沃,开始政府采购不买沃尔沃的车,说是外国品牌。品牌是什么?品牌是商品,既然品牌是商品,它就有商品的属性,品牌可以转让,品牌可以收购。观念一定不能太狭窄,只有温州弄出来的品牌就是你温州的品牌,你为什么不能收购国际上的品牌?西门子12个大品牌,11个是收购的。法国达索系统12个大品牌,11个是收购的。我觉得品牌概念不能够说,我中国人弄出来就是品牌,中国人在走向世界,欧洲有很多好的品牌,你为什么不能买过来呢?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如果你们观念太狭窄了,那不行。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民族品牌,全球化,我中国人需要的是全球品牌。你们注意到,有一些跨国公司到了中国,中国公司。
  我前不久在三亚参加一个论坛,三一重工说,我到印度是印度公司,到欧洲是欧洲公司,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一种狭窄的观念,我就是民族品牌。你看温州的案例,2004年烧鞋的案例,后来化解得很好,共赢了。他有一些好的品牌你可以引进,你有一些东西也可以出去,不能说太狭窄,将来温州走向世界,你们一定会收购很多外国的品牌,你拥有的就可以。
  我问李书福,为什么你要收购沃尔沃?他说:“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造的汽车跑遍全球,我一看这些大品牌都有上百年了,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非常实际,我觉得你们眼光不能太狭窄,你们走向世界的时候要讲中国人起来,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共赢”这个词现在中国人挂在口上了,“共赢”这个词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隐晦当中,没有很长的历史。
  第一次是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家达成了,中国加入WTO双边协议,江泽民、朱镕基总理非常高兴,因为最后朱镕基谈成的。谈成之后很高兴,江泽民主席会见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和他们的班子,美方谈判代表是一个老太太,个儿不高,非常厉害的一个犹太人。我们是朋友,她跟我讲:“一辈子干成最大的事就是跟中国谈成了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很了不起。江主席见中国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时候说,这个协议是共赢的协议。之前你们查,中国领导人没有用过这个词。开始我们认为这是西方观念,后来慢慢中国人接受了,共赢,这个时期用这个词不简单。
  龙永图跟我是是好朋友,他跟我讲加入WTO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外国人,是跟中国人内部。内部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帽子很厉害,爱国主义的这一套东西,我们过去出现的全来了,这个大帽子很厉害的。
  有一次跟美国人谈判,龙永图参加,中方也有一个领导参加。谈了之后,龙永图发现美方做了一点让步。下来之后龙永图给中方做工作说,美方让了一点,我们是不是也让一点,实现共赢?龙永图讲共赢,这时中方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就拉长了脸,对他说:“龙部长,我们跟美帝国主义能够共赢吗?”
  你想想看,战争与革命时代战场上能共赢吗?战场上你死我活。革命能共赢吗?革命不可能共赢。时代主题变化了才能共赢,你想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共赢这个口号出现到现在16年时间,新事物威力无比。为什么过去博弈?我胜你负,我赢你输,我得你失,几千年都这样。共赢是个新东西,我觉得你们这个报纸也讲出去,中国企业。包括你们在海外的华人,你这么做了之后怎么实现共赢,给当地带来什么好处,华人给当地做了很多好事情。
  这种事情要多讲,多讲你得讲事实,不一定要给他扣什么高举什么东西,人家听不懂。什么东西要讲事实,让人家感觉到中国人起来之后对他有好处,事实应该如此,要举共赢的旗帜。品牌的问题,我觉得千万不要有落后的观念。我这个话讲的,你们过20年、30年,你们查,中国一定有很多品牌,收购外国,对他的品牌很好,接受过来。
  你看福星买了地中海俱乐部的品牌,他经营得很好,共赢。2013年七家俱乐部代表团到法国去访问,我不知道杨明有没有参加。去了之后,地中海俱乐部弄了一条船在塞纳河上游,我们上船的时候地中海俱乐部全是法国人排了两排欢迎大家。因为后面是德斯坦的儿子,小德斯坦跟我讲,他对这个很感谢。福星就讲,“福星收购了地中海俱乐部,地中海俱乐部品牌的血统没有变。”这个话讲得多好!中国人走向世界,要想办法把阻力减少得越少越好,要摆脱过去一种狭隘的观念,狭隘的观念不会走太远。
  
  提问2:孔子学院,我们现在走出去时间也比较多,跟国际接触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感觉,一个是欢迎,一个是有一点担心,说这个是中国对外文化的侵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面对,尤其是对外交流的时候,怎么客观地去表达这些事情?
  
  吴建民: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孔子学院是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在成长中必定会经历一个过程,人家也会担心,有些很欢迎。我们中国人要研究,他为什么欢迎,他欢迎你必定是看到你来了之后对大家都有好处。为什么担心?他觉得你的做法担心,这个时候中国人就要调整。入乡随乡这个成语很有道理,你到人家那个地方去,你得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做事,人家对你有警惕,那你很多事情做不成了。你怎么样做对方能够接受,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进行调整。实际上孔子学院走出去,是中国文化。
  希拉克总统有一次访华看了我们的出土文物之后,对我讲:“世界对中华文化了解太少了,世界发展到今天,没有中华文明的贡献不可能,现在世界了解太少,是不公正的。”我觉得我们将来走出去的时候,通过孔子学院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好东西,他就愿意。人们为什么愿意去法国旅游?文化,你从那些文化参观当中弄吸取很多精神的营养,丰富自己,增加自己的创造力。中华文明同样是这样子,有很多好东西,特别是包括西方世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找我们,他说现在看看,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很大,我们了解太少。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要避免一种大轰大嗡,文明走出去大轰大嗡,我还是欣赏杜甫的这首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个最有力量,慢慢渗透出去。你看中华文明是这样一些东西,因为今天的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兴趣在上升。
  我在法国期间,法国一个最大公司的领导见了我之后,说这几句话,开始我蒙了。他说:“吴大使,你们坐在聚宝盆上。”什么意思?今天的崛起是在五千年文明基础上的崛起。法国人这个认识,我看有些中国人还没有这个认识,中华民族你给它一点阳光,它就灿烂。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几千年文明,是些什么东西,我们要用外国人能够接受的办法让世界了解。
  我在美国前后常驻十年,有一次跟纽约的警察局长聊天,他跟我讲,当时美国有200万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加了一句我终生难忘,No Chinese.美籍华人没有无家可归的。为什么?你们想到没有,你们来自海外的人很多,炎黄子孙到海外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人到欧洲,他没有一种排华的情绪,他对伊斯兰文明没有一种排斥,中国人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中华文明。
  我在日内瓦当大使,印度大使,当时我们打人权战,印度对中国还是蛮支持的。他跟我熟了,有一次问我一句,他说:“吴大使,我们印度在海外有很多侨民,中国有很多侨民,为什么中国海外侨民回国投资?我们的印度人不回去投资?”什么原因?我说文化决定的,中国有句话,“数典忘祖,大逆不道。”中国人经过第二代、第三代,他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尽管他的国籍已经变了,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对祖籍国籍的这种感情,全世界其他地方看得比较少。
  这就是中国人,不中华文化的东西慢慢向世界讲,不要指望大轰大嗡,慢慢讲,让人家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好处。任何国家的崛起,一定有文化的支撑,是什么东西?就要通过你们很多故事,你温州人怎么起来的,一个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就是文明在起作用。
  我到浙江来,你们一位副省长跟我讲,我很认同他的观念,“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所以对文化的研究很重要。中国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是温州文化跟杭州文化不一样。温州人男孩子到了18岁在家里待着,人家瞧不起。在杭州故土难离,他不愿意出去,就是文化决定的。
  当时李强在当书记,我说文化要好好研究,大著作很重要,讲故事,个人身上都反映出来,最后起作用的是这个。温州人之所以厉害,是你的文化,怎么形成的?通过言传身教,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慢慢进入了温州人的血脉,所以你现在很厉害。把这个东西认识清楚,然后通过各种形式,通过电视连续剧、诗歌、绘画、小说,慢慢把它传播出去,人家说这个东西好,那他就不害怕了。这个后面是什么?不害怕了,合作的可能性就上升了。
  讲了一些看法,一家之言,中国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我的目的是供大家在观察世界当中参考。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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