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视环境成本、对劳工权利的无知、为获得合同向当地官员施贿……这些造成了中国一些企业在当地的水土不服，项目无法持续，亏损严重。

【《财经》记者 袁雪】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每年引进外资的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资本的流向也是双向的，中国对外投资亦达到1000亿美元这个具有标杆性的门槛，但仅仅用了不到15年。

 

这种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不会逆转。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表示，政府今后对对外投资的导向将集中在三个方面：紧跟产业技术革命前沿的先导性投资、布局性的对外投资，将中国的市场、原料来源、以及安全运输路线固化、以及基础设施和产能转移等传统优势做大做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规模走出去的企业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走出国门的企业突然从一个逐利的法人，成为了代表中国形象、却没有外交头衔也不具外交基础的“外交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仔细审视，甚至放大镜下：漠视环境成本、对劳工权利的无知、为获得合同向当地官员施贿……这些造成了中国一些企业在当地的水土不服，项目无法持续，亏损严重。

 

受损的不仅是企业的商业利益，同时也被转化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甚至于已经开始消耗中国奋斗了数十年才积累下来的外交友好资源。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著作《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中提到每一家跨国公司都是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反映。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其海外经营的产品，让其他国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影响力。

 

正是出于这样的严峻形势，企业的公共外交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议题。8月31日，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九江学院共同举办了首届长江公共外交高峰论坛，旨在以公共外交的意识和智慧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引领先进技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

 

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既有外部因素，也有自身的修炼不足。陈建总结认为，外部因素主要是对于中国高速发展的遏制力量始终存在、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

 

内部问题则可以分为四大类：首先，中国企业在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层面比较欠缺；第二，目光短期，不愿意展开合作；第三则是管理经营的粗放，最后则是对行为缺乏正确把握，从事商业贿赂，不尊重当地风俗等等。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吕凤鼎建言认为，企业要在调研、决策、用人、处理危机等各方面制定并实行符合本企业走出去的规划和章程，加强对走出去企业人员，特别是企业高管的公共外交知识的教育，全面提高企业“走出去”各方面的素质。

 

吃一堑长一智，走出去的企业已经逐渐摸索出一些应对之道：例如在大项目之前，与各利益主体包括当地政府和议员、民众和NGO等进行充分沟通，赢得他们的认同、聘请当地人士应对法律、劳工权利等问题、对社会进行回馈。

 

除了做足功课消除负面因素，积极主动塑造自己的形象也至关重要。中国企业过往经常对媒体采取“防范”战术，如今已经逐渐了解到应该主动接触当地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企业一次次在海外铩羽而归的教训得到了上述一套经验，且获得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同。然而，这些都是知易行难，企业的具体执行细节决定着这些准则的成败。也正因如此，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将经历一个逐渐适应、逐渐融入的过程，也应该以长远的眼光评估这些措施的效果。

 

相对于内部因素，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往往是企业面临的更大难题，即使对于已经在外耕耘许久的企业亦是如此。中土集团董事长刘志明就曾对《财经》记者表示，政治风险是该集团在海外业务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31日的论坛上，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也警示说，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仍然存在着良好的战略机遇，大有可为。但也要当今世界地区冲突、小规模冲突不断，“企业经营要有自己的战略，同时也需要有国际战略，注意跟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动态，学会把握机会。”

 

 【作者：《财经》记者 袁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