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是大是小，大概是相对的。

我出生在温州乐清磐石镇。小时候，觉得磐石这个地方很大。那时候，磐石镇四周还有着残留的、厚厚的老城墙和高高的城门，城外环绕着护城河，南临东海和瓯江，背靠西山，颇有气魄。

后来在附近的白象镇读初中，发现那里更大。记忆中的白象河面宽广，人来人往，商业气氛浓厚。几年后升高中到了柳市，也就是现在的全国电器城，又觉得这个当年的区政府所在地更加繁荣，富含文化韵味。

许多年之后，当我因工作关系足迹遍及五洲四海时，却发现即便整个地球其实也并不大。不管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坐飞机几十个小时也就可以到了。

人生的旅程，经历也是相对的。既有艰辛、消沉的时候，也有欢乐、荣耀的时光。

据老人们回忆，小时候我很听话、勤快、诚实，乐意帮助人，尽是优点。但有时候，我也很淘气。

因为家乡的周围都是河流，妈妈很担心我出去玩水，就常常让姐姐上学时带着我。当然，学校是不允许带弟妹来上学的，于是我常常躲在姐姐的课桌底下。有一次不小心，被老师发现，当场被“揪”了出来，“驱逐”回家。我不肯罢休，在家哭闹不停，一定要读书。妈妈无奈，只好向学校求情，学校答复倒很公正：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入学。不出所料，我考试合格，于当年秋天正式入学。那是1960年，我刚满5岁，比其他孩子提前了两年上学。

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无意中的提前上学，几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刚上初中，学校时开时关，当年这种现象被称为罢课或复课闹革命。初中期间，我常常在家干农活、做家务。一晃三年就这样过去了。面临毕业时，所有的高中却都停已办，继续求学无望。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前途渺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然而，这段时间的劳作，让我深刻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经历，是我之后不断进取的动力。

1971年春，柳市中学首届高中开学。可是，入读资格需要人民公社推荐。我们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让姐姐继续教书，要么让我读书，二者只能择其一。最终，姐姐被迫放弃教书，从而换取了我进入这所高中读书的资格。

高中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使我在两年多的学习中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为以后进入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初中英语老师，体会到为人师表的重要性。

1974年秋，我被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攻读英语专业。当时大学录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被录取的学生必须在工厂、农村、或部队锻炼两年以上。我因在初中毕业后务农一年半，高中毕业后又任教一年，刚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而之前提前上的小学，正好弥补了这失去的两年。

即便现在社会，上大学也是一件大事情。更何况当年，上大学机会难得，学习更是十分的不容易。得益于踏实的高中教育，我在当时“工农兵学员”中算是有比较好的基础，所以我在大学三年多里，一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学好一门外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学校对我们要求很高，为了将来能胜任涉外工作，学生必须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全面发展。为此，老师要求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都用英语对话，学习气氛十分浓厚，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极少见的。上学期间，因学英语还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起因是当时学校允许学生收听外语广播，而学校周围的农民不了解，认为学生偷听外国电台，报告给有关部门。经调查，学院和外贸部认为学生为了学习收听外语广播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件事出来之后，学校为慎重起见，限定学生只可以在校园内收听，以帮助学习。

1978年初，大学毕业后，学校决定让我留校进修国际贸易和金融，以补充师资力量。可是当时的我很想回南方工作，一时间想不通，和院长争执了起来。院长也是浙江人，曾在英国留学，思想开明、颇具远见。他33岁时就当上了副院长，太太是印尼华侨，60年代初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我的英语老师，师生关系非常不错。院长听说我想回老家工作，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不同意我调动工作。当然他是好意的，对我寄予厚望，怕我回到地方工作，不能在专业方面有所建树。

那段时间里，文革刚刚结束，学校为培养新的师资力量，积极与国外大学联系，希望有机会派学生出去深造。1980年春，学校举行全校老师出国考试，成绩优异者优先考虑出国留学。但是我还在考虑回南方工作，没有准备参加考试。院长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要我放远目光，把握自己的命运。他鼓励我不但要参加考试，而且考出好成绩。于是我认真准备，最终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为出国留学提供了条件。

1981年秋，我赴美留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主攻国际金融。记得第二年夏天，我在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美洲银行总部实习。一次，我受邀到位于大厦五十层的高级经理餐厅就餐。旧金山海湾多雾，身在高楼上，举目眺望，窗外白雾飘过，仿佛处身白云之间，不由得万分感慨。我想起了儿提的时光，故乡的山山水水，数年来老师的教育、关心，同学的友情、爱护，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可能一事无成。想到了这些，更坚定了自己不断进取，努力向上的决心。

1983年秋，我接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东海岸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格鲁布教授在美国学术界颇有声望，我来校时，他担任国际商学会会长、美国总统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他的办公室很大，红地毯衬托着宽敞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和证书，很有气派。后来我才知道，该校商学院的大部分奖学金是他筹措到的，而他在学校里也很有影响力。

开学前，他找我谈话，说我是他手下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表现好坏将影响到以后是否继续录取中国学生和提供奖学金。他还说到，为了树立榜样，希望我每学期多修几门课，争取尽快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因此，我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吓得一位台湾学友再三告诫我说：“林兄，六门课太多了，绝对是不行的。”我想导师这么安排有他的道理，我只有全力以赴这一条路。当时，几乎每门课都要求交一篇研究文章，开学后不久，我考虑到功课会越来越忙，就开始准备这些文章，被两位住在一起的美国同学当笑话说了好久。他们认为学期刚开学，能玩则先玩一玩，先轻松后紧张是当时大部学生的做法。还好，几年下来，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

导师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同时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关怀和照顾。每逢节日，他总是邀请我去做客。一有中国代表团来，我一定被请去陪同。在学业上，一有大型国际会议，他总是安排我去参加。在他的指导和关心下，我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学业，拿到了博士学位。

1989年我决定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是大型的国际机构，于1944年和世界银行同时成立，其宗旨是监督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及发展，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以及帮助成员国克服国际收支困难，恢复经济发展。基金组织现有188个成员国，其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由各国中央银行行长或财政部长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职员三千多人，其中一半为经济学家。基金组织招聘职员要求很高。记得当年我去应试时，每年招聘一次，约25人。可每次报名者高达千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世界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招聘的关键是要通过一次极为严格的面试，这次面试的专业性之强不亚于博士论文答辩，而覆盖面之广又超出博士专业领域。通过了面试之后，我于1989年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的一员，主要负责亚洲国家政策信贷，并监督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状况。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一直在基金组织亚洲部工作，对亚洲许多国家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危机发生时，我已调至该组织的政策发展监督部工作。这个部门负责基金组织所有信贷政策及审批工作。每天早上9点之前，我一定会通览全世界重大政治、经济新闻，然后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包括审阅信贷文件，商讨国际资金流动，金融市场动态等问题，一直忙到晚上8点左右才回家。到某个成员国出差时，我们常常五、六人一起，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分成四大方面：工农业生产、财政状况和政策、货币信贷动态及政策、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每人负责一个方面。将它们组合起来，就可以大致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政策得当与否，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评估。现在我们的工作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监管。每次出差只有两周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对一个国家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对策，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为此大家都齐心协力，少睡觉，多做事，直到圆满完成任务。与成员国的会谈磋商常常面对的都是部长级高级政府官员，我们尤其需要做到有礼有节，提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依据，从而争取双方能达成一致。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会谈不顺利，分歧较大的场面，但只要我们做到合情合理，这些分歧最终都能得到解决。

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和过程，可以说是我工作中的一大乐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会首先对具体国家建立起一个经济坐标体系，再将其各领域发展指标纳入这个体系中。于是，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我都能够牢牢把握并展望。随着这些工作而来的则是更为深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一切数据分析与政策建议，都是为了推进某一国家经济发展，为了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社会进步。

2012年3月，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之后，我总揽该组织执行董事会的工作计划及日常事务，协助总裁主持执行董事会议，并协调188个成员国参与基金治理的各项事宜。我同时兼任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秘书长，协助该委员会主席主持由24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核心会议。

执行董事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高级别的常驻决策机构，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他们代表188个成员国对各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磋商，对全球货币金融政策走向展开讨论，并对基金组织贷款的发放、融资、以及其他管理事宜进行表决。执行董事会通常于每周一、三、五召开，全年平均350多个大小会议，2800多份会议文件。除此之外，我所带领的秘书处还负责基金组织一年两次的春季大会和秋季年会，其中包括基金组织最高决策机构——全体理事会议，以及云集政商界领袖、学术精英的各种最高级别的研讨会。

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和大公无私，既要为所有成员国的利益服务，也需用战略性的眼光来考虑未来的工作规划。我的工作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将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站在不同立场的24位执董的意见有效沟通、达成共识，最终使执董会顺利通过决议并付诸实施。为了执董会议能顺利进行，会议之前，我常常需要阅读大量书面材料，了解问题背景以及执董们的主要观点和立场，对会议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预想，并准备好应对方案。尤其是遇到比较复杂、既有争议性的会议时，甚至要会直接面对面了解每一位执董的意见。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25年，我见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次改革、变迁、起落，以及最近几年全球地位的空前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即政策应对不能采用同样的模式，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之后它的思路变得更为开阔，危机应变也更加灵活。

这25年间，我也亲身经历了许多国家从位居中低收入的落后状态，走向新兴市场的繁荣。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四分之一。在21世纪的第一个7年里，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到一半左右。自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得益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仅中国就支撑了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增长。而从国际贸易角度讲，25年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占全球总额的15％，到了今天，这一比例接近40％，并且还有着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放眼全球经济，在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之后，其复苏之路仍任重道远。许多发达国家仍受困于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和进展缓慢的全球金融系统改革四大难题。而对于新兴市场，虽然总体增长势头良好，但也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国际资本流动的压力，信贷快速增长，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以及社会保障问题等。

近年来，我常常回国考察、讲学，座谈国际经济、金融现状及改革开放前景。我为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也为能有机会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而感到自豪。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经济增长率7.5%左右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非常迅速。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21世纪初的8年间，中国的要素生产率提高显著，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2009到2012年则主要依靠实物资本的投入，而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降到四分之一左右。未来的增长应强调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将有限的实物和人力资本，转化为更强的生产动力。另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和机构治理等多方面仍有不足，需要更加合理、高效地把公共资源用到最需要、最能产生回报的产业领域。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把握时机，继续深化改革，就一定会实现持续增长、共同进步的宏伟蓝图。

 

（作者为温州乐清磐石镇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英语系。1981年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主修国际金融专业。1983年获乔治·华盛顿大学全额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3月22日起任该组织秘书长，兼任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经济治理委员会成员。）